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二），第29页）

 

　　这种迂阔之见当然无补危局，是行不通的；改革派则信奉“变异-不易”的二重易理,在相当长时段变器以守道，如前述觉醒者几乎皆以“道中器西”、“中主西辅”立论。冯桂芬在建议“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同时，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注: 名教 拼音： 解释： 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确立和制定为名分、名目、名节等，以进行教化，习称“以名为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王韬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杞忧生易言跋》）。郑观应提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孙家鼐[注: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寿县)人，咸丰期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1896年在《遵旨开办京师大学堂[注: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 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折》中称：

 

　　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注: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二），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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