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核心价值的“民族特色”导致它很容易走向狭隘封闭，甚至沦落为民族主义、国粹主义乃至于军国主义[注: 军国主义militarism 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国家生活的各方面都为军事侵略目的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现代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和侵略政策的产物，又是推行侵略战争政策的一种手段。]，如在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因此，我认为对于核心价值要有一种价值的判断，主张它应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为普遍人性的需要服务。“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如前所述，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不是必然对立的。虽然核心价值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这并不是说核心价值只为某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特定需要服务。因此所谓核心价值，在我看来应当代表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基础上指导人们实现人性自身价值的那些价值。所谓建立在特定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只是指针对它特定的文化心理而言更有效而已。事实上，只有核心价值服务于人性，才会成为一个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如果它被某一个民族自身的特殊需要所绑定，将无法支撑一个民族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在我们有条件比较一下前述中国文化传统价值与西方文化价值。我们发现，它们的倡导者们都强调它们是为人性的需要服务的，中、西皆然。与西方理论家强调民主、自由、人权为人性服务一样，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说[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汉武帝当政之前，只是各种学说中的一种，而且不为官方所看重。笔者不是胡说，请看史书所记：[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也一再强调，仁、义、忠、信等价值是出于“为己之学”。所谓“生生之道”，所谓“尽其性”，所谓“仁者，人也”，这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说法都表明儒学的最高目标是为了成全人；孟子之所以特别倡导“人禽之辨”，内在原因也在于此。

　　那么，仁、义、忠、信等价值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相比，哪个更有利于中国文化中人性的自我实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文化心理土壤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们在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出路时，往往受文化进化伦影响，从普遍主义的立场看问题，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土壤。从文化心理土壤出发，我要指出，千百年来，中国人是在人伦关系中做人的，而人情则是人伦关系的本质或枢纽。《礼记·礼运》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里“尽心”、“存心”，都是从人情出发的。今天我们读《汉书》或先秦诸子，可以很亲切地体会到，在中国文化中，人之为人的含义在亲情、人情的世界里体现得那样亲切、那样生动活泼。“亲丧，固所自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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