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注: 广义解释 广义指不同阶级之间因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狭义解释 狭义指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和政治斗争都达到尖锐的程度，这在客观上给他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典型生活素材；加上他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经历给予他的密切观察社会现实的机会和日趋清醒的头脑；加上他个人对儒家入世思想和“仁政”“民本”等进步思想的执著信仰，以及百折不回的倔强性格。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创作出一部思想恢弘的“诗史”。

杜甫思想之伟大，首先表现在贯穿于全部诗篇的高度的人道精神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全部杜诗的一条思想红线。把人民的痛苦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且投入了自己血泪深沉的情感，这在中国诗史上是罕见的。从天宝十载（７５１）创作《兵车行》开始，直到大历五年（７７０）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２０年间始终把诗思引向苦难的人民。他以饱含泪水的笔墨，描写了人民群众遭受的兵役之苦，描写了在繁重的赋税压迫下农村的荒废、农民的逃亡，描写了秦蜀路上流民的大批死亡，描写了楚地百姓家徒四壁、卖儿卖女。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依稀犹能见到骊山脚下寒冬路旁那饿死者的惨白的尸骨，听到白帝城外荒村野谷那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哀哀寡妇的哭声。关心人民疾苦，这绝非仅具道德上的意义，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上看，民生安定乃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杜甫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对民生凋敝的现实感叹并大声疾呼的。这种思想对中国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杜甫不可能抛开朝廷去谋求国家的兴盛，他只能通过匡辅君主的方式去解脱民族的苦难。他的“忠君”是从爱国出发的，所以当他看到君王的行为有悖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便写诗批评。他批评过唐玄宗[注: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大唐皇帝（712年—756年在位）；李隆基为睿宗李旦第三儿子，庙号“玄宗”，又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唐明皇。]的开边政策和腐化的生活，指出正是由于玄宗君臣的堕落，导致了安史之乱[注: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也指安庆绪），史指史思明（也指史朝义），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的发生。他批评肃宗不纳忠谏，自以为是，讽刺他的昏庸无能。他批评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剥夺郭子仪[注: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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