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权，致使吐蕃攻入长安，君臣狼狈逃命。这些批评和讽刺皆对君主失道误国而发，足可看出杜甫“忠君”思想的实质，是为“致君”（“致君尧舜上”），而“致君”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其终极目的乃在于兴国，再现开元盛世。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群小，对于那些不修边幅、总吃败仗而习以为常的将军，对于那些削刻百姓骨肉的地方官吏、恃险作乱的军阀，杜甫总能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投以讽刺，甚至讨伐。反之，对于那些在战乱中为国家捐躯的英雄义士，在政治斗争中为邪恶势力所残害的国士，杜甫从未忘记写诗悼念，为国失良才而老泪纵横。
开创诗歌新天地
宋初诗人王禹■说：“子美集开诗世界。”此论宏观而且中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诗人，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诸多创新之举。这些创新之举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引导后代诗人欣然而从，导致中国诗歌发生新变，具有开创诗歌新天地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杜甫至少在八个方面做出了贡献。
其一，在诗歌的内容方面，杜诗在唐代诗歌史上呈现出两大明显的转折——变先前诗歌以抒情为主转而成为以叙事为主，变先前诗歌的歌唱理想转而成为描写实际人生。从整部杜诗来看，主要是通过叙事的手段真实地记录了大唐王朝由盛变衰的历史过程，这是以前任何诗人都没能做到的。
杜诗的写实做法揭开了诗歌史上的新篇章，此后，诗人白居易、元稹、韩愈、张籍、王建、皮日休[注: 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生于公元834至839年间，卒于公元902年以后。尝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聂夷中、杜荀鹤[注: 晚唐诗人杜荀鹤的诗风以关怀民疾和优念时事为己任，无情地揭露和抨击朝廷的腐朽和对百姓的摧残压榨关于其生平，同时有两个问题常常为后人提及：其一，]，以及宋元明清众多诗人，效法杜甫，创作出大量的叙事性、纪实性作品。诗歌作为中国文学的先导，它在内容上的这种变化，对其他的文学样式的产生或发展，产生了连锁反应，从此以后，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这些叙事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杜诗的叙事性可谓中国文学的主流由抒情到叙事的转折点。
其二，自命新题的乐府诗歌写作，创始于杜甫。
其三，杜甫首次把时局题材引入七律体式。
其四，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杜甫一生未作“应制诗”，保障心灵活动的充分自由，所以他的作品充满了真情至性。
其五，逆时代审美潮流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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