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方工商人士和中产阶级[注: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来说，大学教育无疑是他们与贵族竞争的手段，是削弱封建特权和造就社会平等的途径。中世纪大学看重的是修习课程本身，而轻视资格考试。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在《近代早期欧洲大学》（Univers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96）里谈到，情况这时开始发生变化，竞争性的资格考试开始成为大学毕业生谋取前程的关键环节。在这里，西方教育考试制度与科举制度的有趣异同也浮现出来。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教育质量得到很大的加强，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对学生进行比较严格的考试，并以通过最终的资格考试作为担任圣职的前提。追随教会的榜样，16世纪中叶，法国国王开始推行法官的资格考试，德国和北欧国家在17世纪也相继组织司法官员的资格考试。普鲁士[注: 普鲁士是欧洲历史地名，一般指17世纪至19世纪间的普鲁士王国。由于普鲁士在短短二百年内崛起并统一德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所以普鲁士有时也是德国近代精神、文化的代名词。]在18世纪建立和普及的资格考试制度是西方国家[注: 西方国家 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国家划分有三个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若只考虑地理位置，英法美等处于西半球的国家可称为西方国家；若从文化背景上讲，]中最系统的，这固然体现了政府试图以国家考试手段控制人才的用意，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近代社会的专业化趋势，即对律师、文官、医生、教师和牧师等重要行业从业者的质量控制。普鲁士没有英法等国的老大学传统，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政府对大学教师的任免也很少干预。中世纪大学的独立精神根深蒂固，也影响到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的学校。近代早期欧洲各国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家更多的赞助和支持，获得了更加稳定的财政保障，教授的物质待遇也随之改善，而国家对大学的行政干预一直相当有限。沙皇俄国的情况比较特别，大学一开始就是官办的，大学教授有浓厚的御用文人性质，甚至负责组织宫廷的庆典和写作赞颂皇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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