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在《与潘子实书》里面说：“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蔽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科举制度不仅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致使大批学子英雄气短，不得不为考试速成而放弃真理的探索，甘于记诵时文、止于肤浅。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里也说：“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他还说，“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相如、董仲舒、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所以科举制度的确养成士人贪求官爵、维护皇权的奴性，成为黄宗羲鄙夷的“小儒”。梨洲先生对所谓“小儒”的评论十分尖刻：这些读书人中间的小人声称，君臣是天地间的大义，即使是桀、纣这样的暴君也不可诛杀，至于百姓万人涂炭是无所谓的，就像是死掉腐烂的老鼠一样不足怜惜。人们时常指责黄宗羲只是批评专制皇权，没有否定君权本身，更谈不上提出系统的民主思想。这样的诘难是不公平的，因为黄宗羲是被包围在科举制度所培养的“小儒”中间的，而同时期的西方学者却可以依托大学这个平台及其集合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对各种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想进行自由讨论。近代早期欧洲大学体制的好处在于，即便在市场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和民族国家强盛的形势下，大学通常还保持着相对于商人和政府的独立性，大学仍然是自由创新思想的温室，于科学如此，于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亦如此。资中筠先生提及这一时期西方有“大批超越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其原因之一应该就是普遍存在这样的大学。

    问题是，我们这样仅仅在现代话语体系里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评价，恐怕至多只是可供选择的思路之一。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