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宋到明清，参加科举而没有及第的人可以通过担任幕僚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其中也不乏对国家充满怨恨者，譬如唐代的黄巢和清代的洪秀全[注: 洪秀全（1814年-1864年），广东花县（今花都区）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创立拜上帝会组织，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西方大学毕业生也有被边缘化的情况。体制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知识分子主要指是那些获取学位而无法就业者，或者指那些无法获取自己理想职业的毕业生。他们并不一定是非要做官，但是希望能够有一份与自己专业和期望值对应的职业和收入。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情况，譬如著名的让·保罗·马拉。这位把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家就是一位没有找到合适职位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没有成功的作家。但是总的来说，晚近学者并不认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大学毕业生有严重的就业不足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中西传统社会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社会。正如科举是否及第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素，西方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影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对贫穷的学生，期望值与实际的个人发展机会之间总是有着距离。欧阳修说“君子莫不安于贫贱”，可见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在内心并不认为以科举博取功名是一条让人愉快的道路。不过在官本位的社会压力下，对没有功名者，“为小人者不闵则笑”，欧阳修自己以及众多文人还是不得不走上科举这座独木桥。所以欧阳修也写有为曾巩落第惋惜的文章，即《曾巩秀才序》，感慨人生际遇的偶然性，认为科举考试并不一定反映真才实学。西方知识分子更早专业化，他们的出路也更加多元一点，他们的难题不限于能否做官，还可能是能否找到待遇丰厚的律师、医生和教书的职位，做官和从事这些专业工作并无那么明显的贵贱之分。

    欧洲中世纪大学制度比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优越还是有更多缺憾？要回答这个问题，上面简略地从社会流动角度做出的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教育内容、考试方法、就业模式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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