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孙中山本名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别号逸仙。“中山樵”仅仅是他在长期革命生涯里所拥有的众多化名中的一个。据他的日本友人平山周回忆：此化名实缘于中山先生第二次流亡日本下榻东京一所旅馆时由平山周代填的一本住宿登记册。 “中山”由平山周取自旅馆附近的中山侯爵府邸，“樵”字为孙先生从平山周手中夺笔自署，孙中山当时对“中山樵”的化名还作了自我注解：“是中国山樵之意也。”[1] 虽然孙中山在其后与日本友人的多次通信中都使用了“中山”的署名，但此时浮现于公众视野的“中山”并没有特别的涵义。笔者看到国人使用“中山”称呼孙先生的较早事例是1900年4月梁启超于檀香山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前中山在此之时，创一兵会，习者数十”。[2]但“中山”在这里没有任何尊崇之意，因为就在这封信中梁还采用“行者”、“行将军”两个戏谑性的绰号来称呼孙。倒是章太炎1902年2月在《致吴君遂等书》中的两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3] 任公是梁启超的自号，身为一代国学宗师有着强烈民族正统观念的章太炎将“中山”与“任公”对举，并对孙中山寄予厚望，这预示着伴随“庚子事变”后革命浪潮正演进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中山”的涵义也将发生脱胎换骨式的“豹变”。
事出于章士钊1903年8月完成的一本编译著作《孙逸仙》。与章太炎过从甚密同样流寓日本的章士钊，为当时风云激荡的革命形势和孙中山的革命经历所感染，遂以“黄中黄”的笔名，精心节译了孙的日本至交宫崎寅藏新作《三十三年之梦》（金松岑译为《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记录的孙中山革命事迹、言论，并加入自己的评论，成书后定名《孙逸仙》在日本公开出版。此书篇幅不长，却以恣肆汪洋的笔触、厚重煽情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位“革命者之祖、革命者之北辰”的领袖神采。因而推出之后，迅速风靡海内外。《孙逸仙》一书的刊行对扫除清政府和保皇派长期散布的丑化孙中山的种种谰言，提高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的威信，广泛动员和凝聚方方面面的革命力量，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章士钊当时日文底子较为薄弱，编译此书时在加写的一段评论中误将孙中山的本名“孙文”与日本化名“中山樵”的两个姓氏连缀成文，写作“孙中山”。在该书面世之初，章士钊还因这处笔误受到友人王侃叔的指责：“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4]章士钊无言以对，只能认错。在1906年国内再版《孙逸仙》时，作为补救措施，章士钊已将该处笔误订正为“孙逸仙”（2000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章士钊全集》中收录的即是1906年版的《孙逸仙》）。不过后来章士钊也指出了一个如下事实：“久而久之，从不见有提出问题（指“孙中山”的笔误），先生（指孙中山）似亦闻而默认。本非‘约定’，卒乃俗成也。”[5]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一处虽属出于无心却是非常严重的笔误，为何没有被众多有心人作为问题提出，甚至竟能得到孙先生的默认？全书正名仍为“孙逸仙”，“孙中山”不过偶见于书中，为何一次偶然出现的笔误，其影响竟能超迈孙先生的各种固有名号，乃至最终取而代之？这还要从黄宗仰的《与中山夜登冠岳峰》和章太炎《序〈孙逸仙〉》两首诗说起。
黄宗仰，原名黄浩舜，“宗仰”是他出家受戒后取的字，又常自署乌目山僧、黄中央、中央，是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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