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评价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时说：“（二）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得有应考之可能。又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之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此制度预有大效。”（《国史新论》第259页，三联书店出版）钱穆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人只要经过个人的勤奋好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就没有必要聚众起义，或者联合起来争取地位，从而维护皇权。

    再查阅更多国际上的资料时，意外发现了马克斯·韦伯的类似观点，他说：“科举制度全面推行，成为世袭君主[注: 君主：统治者，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时期称谓不同，中国古代称“皇帝”，“王”，其它国家多称“国王”，“女王”，“大帝”等等。-junzhu]的一种手腕，用来阻止一个孤立他的等级的形成，否则这个等级会按照藩臣和内阁的作法垄断所有的官俸。”（《儒教与道教[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道教在民间有着分布广泛的信徒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daojiao]》第16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韦伯接着又从微观角度论述说：“追官逐禄者的竞争排除了联合为封建性质贵族的任何可能性；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合格者，都能济身俸禄补缺等级。”（第171页）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出现在1920年左右，钱穆的观点出现在1951年。他们的观点从中西文化角度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深刻指出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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