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对此也曾警告说：“我希望在赶走外国剥削者和那些他们误称为文明的残忍体制的斗争中，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不致遭到灭顶之灾。”（第34-35页）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这个将近100年前的警告仍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晚年的钱穆先生曾动情地说：“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注: 大师，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因其意义比较广，还有佛的十尊号之一、官名、学者专家的尊称、对年纪大的老师的尊称等。]，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此情此景，我们不禁再次缅怀这位自学成才和坚韧执着的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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