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异秉》、《受戒》,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文学,它们不是那种立刻寻找意义的作品,却是中华文学中重要的一脉。”
上世纪90年代初,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与汪曾祺比邻而居,都住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南城[注: 南城县-南城县位于江西省东部,抚州地区中部,地处东经116°24′至116°57′,北纬27°18′至27°47′。东邻资溪,南连南丰、黎川,西毗宜黄,北靠临川、金溪。]的蒲黄榆。“在我看来,当时那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但它却被汪老写得很美,相信看过《蒲桥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人,能从无趣的地方找到有趣。80年代的文学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们的文坛将大为逊色。”
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说:“汪老生前多次谦逊地对我说过,他充其量只能称为‘名家’,而不够称为‘大家’。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他辞世15年来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我看他可以称为当[注: 为当 拼音: wéi dān?? 解释: 1.犹抑或;还是。-weidang]代文坛的大家了!”
文学评论家、中国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白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汪曾祺没当过官,不是‘主流作家’,他的创作也归不到什么流派中去,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成就了他。他是潜伏的文学先锋派,任何时[注: 何时 拼音: 解释: 1.什么时候。表示疑问。 2.什么时候。表示时间难以确定。-heshi]候都不变的。”
还在汪曾祺生前的创作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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