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十年前的例子，也与《全唐诗》有关。十多年前，我们偶然从一些学者那里知道了一个增订注释《全唐诗》的编辑出版计划，当时我们刚刚出版了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全三册），从增订注释《全唐诗》的编纂细则看，所谓的“增订”，实际就是将《全唐诗补编》的内容，拆分补入《全唐诗》各人之下。主事者既不通知出版者，也未征得陈尚君先生的同意，显然是一种侵权行为。虽然经过交涉，此书还是出版了，而且钻了一个更大的空子，对大量依据《补编》增补进去的逸诗，干脆直接注上《补编》所注的文献出处，轻巧的撇开了《补编》所做的搜集工作，似乎这数千首逸诗都是“增订”者新从数千种古籍中一一搜罗得来的！《补编》作者和编辑历时数年的辛勤搜集考订和甄别，就这样变成了所谓“增订”者的成果！当然学术乃天下公器，是非优劣自有公论，这样操作出来的书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更不会成为学术界普遍取用的通行本，也不会成为出版社常印常销的品牌图书。我们作为一个严肃的出版者，作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应该及时发现并杜绝这种违规行为，不能助长这种风气。

　　第二个是最近的例子，近年出版的《全辽金文》。上个月，为陈述先生《辽史补注》稿子的事，陈述先生的后人来到中华，在谈完《辽史补注》书稿之后，陈述先生的女儿拿出了《全辽金文》，询问此书编者有否征求中华书局的同意，因为被此书全部采用的陈述先生《全辽文》是中华八十年代出版的。

　　《全辽金文》全三册，上册为辽文部分，32开900多页。篇幅与陈述先生《全辽文》大体相当（16开430页）。也就是说，《全辽金文》当中的辽文部分的主体实际上就是陈述先生《全辽文》。据《全辽金文》的凡例，此书共收录辽代作者228人，文810篇，比《全辽文》增收作者7人，增收文章14篇。换句话说，一部900多页的新辑全辽文，只有14篇文章在陈述先生《全辽文》之外！而且陈述先生在一些文章后面所做的考证性跋语（短则数百字，长则一二千字），此书也原样迻录。因为没有明确标示按语的作者，有些文字就变得没有了着落，如陈述先生按语说：“右据友人周一良撰《亚剌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全辽金文》也照录不改，似乎周一良先生就是他的“友人”。还有一篇碑铭，陈先生的按语末尾说：“见本书卷末的附录三。”指的是中华版《全辽文》附录三的图版，这些图版原书是以纸袋单装与正文一起发行的。《全辽金文》编者也原文照抄，可是所谓的“附录三”在《全辽金文》中却没有着落。

　　最为不应该的是，《全辽金文》虽然明确地指出了采用中华版《全辽文》的事实，但一次也没有提到陈述先生的名字！凡例中在指称陈述《全辽金文》的时候，遗憾的将“陈述”错写成了“陈衍[注: 近代诗人—陈衍 陈衍 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在京城，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陈衍为近代著名诗人，陈述为现代著名史学家[注: 历史学家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二人都是有名的学者，不应该相混。而且陈衍曾编过《金诗纪事》、《元诗纪事》，作为《全辽金文》的编者，对辽金文献及其相关成果应该是熟悉的，也不至于将陈述、陈衍混为一人！这样的错误，对陈先生后人来说是很难谅解的，也难免要做更坏的推测，怀疑编者错写作“陈衍”是一种故意。我虽不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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