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继承了刘安的观点，认为屈原“忠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指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衏顾楚国，系心怀王”，有“存君兴国”之义。同时，司马迁还突出了屈原作为“贤”者的价值：“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强调屈原可周游诸侯，无有不重视者，屈原的资本就是因“彼其材”。
班固《离骚序》不同意刘安把屈原的作品和六经相提并论，但认为“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屈原本人“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指出，“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注: 官大夫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六级。-guandafu]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虽然对屈原的处世智慧有所质疑，但同样认为屈原是“忠信”之人，是“妙才”。
王逸与屈原有同乡之谊，因此，把屈原的作品《离骚》提到了“经”的地位。 《楚辞章句·九思序》说：“《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阳（一作南郡）人，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说：“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王逸推崇屈原，对屈原的定位，继承了他的前辈的观点，即“清”、“忠”、“贤”。《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从宋玉到王逸，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的内涵。清廉、忠信、贤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而“贤人”定位，也使屈原和孔子的“圣人”境界相区别。《白虎通义·圣人》说：“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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