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作者：陈梧桐。原题：明神宗的贪财好货与化国为家

明神宗朱翊钧[注: 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神宗，汉族，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隆庆六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是明朝第14个皇帝。万历十年（1582年）他亲政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太仓积粟，可支用十年，冏寺（太仆寺[注: 介绍太仆寺——掌马政。最高长官为太仆寺卿（从三品），属官有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太仆寺员外郎（从五品）、太仆寺主事（正六品）、太仆寺主簿（正七品）等。]）积金至四百余万两”。但到了万历中后期，却是“环视库房，一空如洗”，边镇饷银“逾时历年不能给发”，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总根源，在于明神宗的“酒、色、财、气”四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肥了皇室，却掏空国库、榨干百姓，从而埋下明朝覆亡的祸根。

【穷奢极欲挥金如土】

明神宗继位时，虚龄10岁，实际只有9岁。内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高拱为首辅。不久，次辅张居正[注: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中国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zhangjuzheng]结纳宫中太监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首辅兼帝师。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厉行改革，开源节流，形成“府库充盈”的局面，同时严格管教小皇帝，力图“致君尧舜上”。但张居正的管教过于严厉，使小皇帝产生了逆反、报复的心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明神宗从小就在糜烂的王府和皇宫里“浸泡”长大，祖父明世宗和父亲明穆宗的腐朽生活对他影响至深。尽管宫内有李太后和冯保的看管，宫外有张居正的教育，但仍不敌随侍左右的诸多太监对他的潜移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滋生了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个坏毛病。张居正死后，他更是毫无忌惮。

明神宗对饮食、衣装器用非常讲究，极尽奢靡挥霍之能事。明代宫廷的伙食，由礼部下属的光禄寺开支，万历初年每年支出十三四万两，万历中年增至近30万两，到万历三十二年底，光禄寺已无银可支。明神宗下令向户部借支3万两，向太仆寺借支2万两。后来，宫廷的伙食开销越来越大，光禄寺因此常常拖欠行户的货款。宫廷所用器物，如折扇、袍服、丝绸、瓷器等不断扩增，明神宗便常常下令向各地加派。

宫廷举办婚丧、册封、祭祀等各种典礼，耗费更是惊人。万历六年，明神宗结婚，时张居正当国，不让他随便花钱，用银不过7万两。张居正一死，费用便大幅攀升。册立太子，仅采买珍宝等就用银约30余万两。为筹办太子婚礼，先后几次采买珠玉等物，至万历二十七年已用银70多万两；长公主下嫁，耗银12万两；福王结婚，费用超过30万两。

土木建筑工程，是明神宗亲政期间耗资最大的一项开销。万历十一年，虚龄21岁的明神宗就在京郊昌平为自己未来的寿宫选址，翌年动工兴建定陵，历时约6年建成，耗银多达800万两，相当于全国两年田赋的总收入。陵墓之外，其他土木建筑工程更是遍布京城内外。“都城内外祠庙寺观，金碧辉煌，堂宇壮丽”，“离宫别院，所在一新”。乾清宫、坤宁宫在万历二十四年发生火灾，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又在翌年被火焚毁，后来修复重建，耗资尤巨。万历三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