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监税使的肆意搜刮，破坏了各地的工商业，影响到国家的商税收入；他们掠走人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又使百姓难以完纳官府征收的赋税。有的矿监税使无法完成规定的税额，则强迫地方政府将本应上交国库的税款作为抵充，交给内府。这种掠夺不仅害苦了百姓，也损害了国库的收入，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化国为家”。

【民贫国困贻患无穷】

明神宗穷奢极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是官场贪风盛行，吏治败坏。皇帝贪财好货，臣僚自然群起效仿，导致吏治的腐败。奉明神宗之命四处搜刮的矿监税使，就几乎个个是贪污的高手。如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税监孙朝只上交内府15800两，而将29400两隐匿私吞。据内阁大学士[注: 官名 唐代有宏文馆学士、集贤院学士，为掌文学著作之官，尝以宰相兼领、知馆、院事，称大学士。 历史 宋沿之，对学士中资望特高者，加‘大’字。]赵志皋的揭发，矿监税使搜刮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按此估算，矿监税使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10年间，大约贪污私吞了黄金10万两，白银四五千万两。一般的官吏，同样是无所不贪，不仅贪污赈灾银两、工程银两，就连赎赃银（贪官赎贪污罪的款项）也不放过。湖广巡抚秦耀因遭弹劾罢官，离任之时还“侵赎赃银巨万”。一些内阁大学士的屁股也不干净，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就以纳贿而著称。据载，他曾接受楚王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的贿赂。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书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钱神锢臭，恬不为非，无怪乎廉白之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

二是国库亏空，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明政府只得动用国家累年的储积。户部的太仓，自建立后长期实行“征三贮一”的原则：七分存放外库，用于当年的正常开支；三分存放老库、窖房，以备战争和灾荒之用。张居正刚死，明神宗亲政之时，有老库银200万两，窖库银400万两，外库银300余万两，共计900余万两。到万历十五年[注: 《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在1976年夏著成的一部经典历史著作。该书不仅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其中的外库银已基本用光，只剩9万两；到二十七年，窖库银也被动用一空；到三十六年，老库银也只剩下8万两。南京户部的银库，万历十三年还有150万两，到二十八年也告罄尽。

这种深刻的财政危机，不仅影响到各项正常开支，且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太仆寺库的存银，原是用于购买战马的马价银，马价银被挪用，军队就无法补充战马。户部太仓拨付的九边年例，是军饷的主要组成部分，太仓被掏空，年例就常常被拖欠。万历中期以后，户部几乎年年都要递上拖欠年例的报告。许多地方的驻军，由于不能及时拿到军饷，加上军政腐败，军官的克扣和虐待，发生兵变。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势必导致统治力量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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