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即从“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的视角，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现成都北路７弄３０号）举行。]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这样的看法，胡适后来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注: 方可，字东曙，1984年生于武汉侏儒山，自幼研习书法及篆刻。13岁即在《湖北日报》、《书法报》、《湖北文艺指导》发表作品。]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而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经[注: 不经 拼音： 解释： 1.不合常法。 2.谓不见于经典，没有根据。 3.谓近乎荒诞，不合常理。 4.不禁;禁受不起。-bujing]过这一变，决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谈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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