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胡适作了一篇长文[注: 因在广东主持湛江电台《放飞吉祥鸟》而名声鹊起。2007年-2008年间他主持的节目成为湛江最火的晚间情感综艺节目，直接影响了海南、广西周边的收听群体。]《谈新诗》。其中提出了一个“做一切诗的方法”，即“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按照这样的标准，他拉出了一些古人来佐证：“李义山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不成诗。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什么明瞭浓丽的影像……再看看白乐天的《新乐府》，那几篇好的——如《折臂翁》，《卖炭翁》，《上阳宫人》，——都是具体的写法。那几篇抽象的议论——如《七德舞》，《司天台[注: 简介 唐代官署名，一般设有：监一人，正三品；少监二人，正四品上；丞一人，正六品上；主簿二人，正七品上；主事一人，正八品下。]》，《采诗官》，——便不成诗了。”

    《长恨歌》与《琵琶行》是白居易[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曾官太子少傅。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最负盛名的作品。可在胡适眼里：“以《长恨歌》与《琵琶行》较，后者为胜也。《长恨歌》中劣句极多：‘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几不能卒读。《琵琶行》无是也。”

    在另一处，胡适还拿白居易的诗作与国外的现实情形比照，得出有趣结论。1917年4月，美国议会通过“选择的征兵制[注: 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称为军制，它包括武装力量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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