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史上需要“文学革命”，胡适认为，是因为文学“有病”了。病在何处？按胡适留学期间尚不完备的见解，有“无病而呻”；“摹倣古人”；“言之无物”……仅以“言之无物”看：“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注: 秦中 概念 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平原（渭水流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又名关中。-qinzhong]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仅由此考察，唐以下宋、元、明、清数百千年，言之有物之诗作，不过“寥寥如凤毛麟角”。这样的状态，不需要进行“文学革命”吗？
这样的思想，胡适在他那篇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发展为“八事”。在避免“三病”之外加有“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等。虽然这种归纳仍嫌粗放，并且未能究诘到根本，可这些文字在当时问世，仍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除去这样宏观考察古典诗词演变线索脉络，在一些具体作品探讨上，胡适也新见迭出。这一些“新见”，不仅震动当世，同时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的课题。
胡适最早自发在课余做的一篇有分量论文，便是《〈诗三百篇〉言字解》
《诗经》是中国旧读书人大多要求背诵的发蒙读物，胡适亦不例外。在海外留学期间，胡适最早自发在课余做的一篇有分量论文，便是《〈诗三百篇〉言字解》。在其中对《诗经》里“言”字的用法，通过比照，亦运用西方语法系统，得出恰当意义及正确用法。这是胡适对这部重要作品研究的最早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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