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衰歇，除了受到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之外，外部环境的影响显然也不容忽视。这主要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一步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乃至于当时就有人感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第一，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学人难以继续埋首故纸。

尽管不少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学者，一再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相勉励，但正如钱穆在1951年所质问，“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13]确实，对于深受“经世致用”观念熏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从关心文化到关心政治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14]

例如，夏承焘即曾在日记中，屡次忏悔自己“沉醉于故纸”。1931年9月22日，他便写道：“念国事日亟（日兵已陷吉林），犹敝心力于故纸，将贻陆沉之悔”。1935年7月8日，他也再次表示：“国难如此，而犹沈缅于此不急急务，良心过不去。拟舍词学而为振觉民文学。”7月16日，他又说：“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15]与此相似，“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汤用彤南下庐山，在佛教[注: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在大约西元前6世纪建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fojiao]圣地大林寺撰写《大林书评》时，也不由在序言中感叹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16]

又如，吴晗也在1932年1月30日致信胡适，针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政府的软弱无能，慷慨激昂地声明：“假如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煮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还说：“过去4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17]

而当时刚在考古学界崭露头角的刘燿（尹达），则更是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史语所，毅然奔赴延安抗日前线。离所时，他还曾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跟着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注: 北史·杨椿传》：“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将为势家所夺。”《说唐》第一回：“觅了所房子，与 莫氏 一同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