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述评(4)_国学文化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33]，他则以陈寅恪致陈垣函中一语为楔子，通过另辟蹊径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民国学界的基本格局。此后，在《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一文中[34]，他再次运用其所擅长的语境分析和人脉梳理方法，指出傅斯年《旨趣》的针对对象并不只是顾颉刚，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而是此前长期占据学术主流的太炎门生。另外，他在《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以整理国故为中心》、《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等文中[35]，也对一些相关问题做出了十分精辟透彻的论证。上述这些文章大多已收入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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