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创作作品，都会有“拟想读者”，这其中不排除评论家，但更应当考虑的，恐怕还是社会上各种类型的普通读者。其实普通读者的反应最能反映作品的实际效应，正是大量普通读者的接受，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如果忽略普通读者“文学生活”这一块，始终在 “作家-出版-评论家”这个三角关系中转圈子，又要谈什么文学接受，那就等于舍本逐末。所以，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的视野，意义重大。

    用通俗的话来说，文学研究也应当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文学生活”所关注的是“事实”、“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精神结构”、“接受行为”等，这些内容有可能生发出许多新的话题，可以拓展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眼界。举例来说吧，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上过中学和大学的年轻人都读过《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外国小说，当时的阅读是很纯粹的、热情的，如今世道再也找不到类似的阅读状态了。写当代文学史，是否也应当关注一下当时这种文学阅读与接受的状况？再举个例子，40多年前《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影响巨大，当时普通读者到底是如何阅读接受这些作品的？记得《青春之歌》出版时，我正上中学，大家都渴望阅读，又买不起书，学校图书馆也只有几本，于是老师就把小说撕开，每天在布告栏上张贴几页，同学们就像看连续剧似的，每天挤着看完这部小说。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就有这样的“文学生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小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这些作品在一代人的精神结构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文学接受”及相关的“文学生活”，恐怕不能简单地用什么意识形态“询唤”去命名，或者做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政治分析了事。可是现在学者研究五六十年代那些革命文学，顶多就是用某种现成理论去阐释文本，即使对当时的读者接受（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