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史是否应当有边界？我不想在环境史周边设置任何樊篱，使之成为史学广大天[注: 概述 【大天】梵名Maha^deva。(一)大众部之始祖。音译作摩诃提婆。生于佛灭后百余年，乃中印度秣菟罗国（梵Mathura^）商人子。]地下的一个角落。我认为生态史所赋予我们的是一场历史哲学与历史道德的范式转换，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生态史研究，或者说生态史研究可以解决所有史学中的具体问题，但是它将鼓励一场史学认识上的革命，一场由人本认识向生态认识转换的革命。

    夏明方：沃斯特先生对于生态史的理解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样的研究，必将构成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场革命。如果说，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的新史学是以天人相分开其端的话，那么，21世纪的新史学必将以天人合一肇其始。正因为如此，生态学范式或生态史观无疑应该具备更宏大的视野，但同时也要有最开放、最谦卑的态度。此处我愿意重申：我们倡导环境史或生态史，并不是要从历史中切出环境这一块，而是以此为视野来透视整个历史。我并不否认生态史有“界”，但这一有界恰是以其无界而与其他“专门之学”相区别的。我也不主张生态史的解释能力是无限的，无论何时[注: 何时 拼音： 解释： 1.什么时候。表示疑问。 2.什么时候。表示时间难以确定。-heshi]何地，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和学者，都不可能穷尽对古往今来生态演化过程的认识，而只能在“专门之学”上下功夫，就此而论，生态史还缺不了“箩筐”，只是这样的箩筐一个不够，而是要有更多乃至无穷个，还有就是这些“箩筐”之间需要链接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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