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从千百年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诵读教育中摸索出算学教科书编排的适用模式，无疑面临着巨大挑[注: 大挑，中国古代官职名。-datiao]战。1903年出版的《笔算课本 初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编者本着“乘除加减者皆其法也，法从理出，理极精微”的观点，一心要给学生们说清楚“法理”。比如，初学乘法时，该课文开篇就用古老的文言文一板一眼地介绍起乘法的概念：

    “所谓乘法，即以两个数目互相乘合是也。其乘合之数，谓之合数，其所相乘之二数，谓之乘数，但此中第一数目则谓原数，第二数目则谓之法数……”

    之后，更是不厌其烦、颇费口舌地以3467×692为例介绍了演算的具体过程，但繁琐的文言文说明以及呆板的呈现方式，即使成人也会觉得索然无味，更不用说初次接触算学的孩子。显然，这种一味重“法”说“理”的编撰思路既没有考虑到知识应由浅入深、逐级递进的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学效果自然也不会理想。但这在晚清算学教科书中居然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某些版本的笔算教科书中甚至出现了几亿几千几百万零几十乘几千几百几十几这类复杂计算的题目。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某些编者致力于提高国民计算能力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近代算学教育的认识不足，以及传统教育习惯对算学教科书的顽固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教科书或者说学堂课本在某种程度上未能脱离读经教育的范式，千篇一律的枯燥式题、艰涩的文言表述、大量灌输式的说理模式让学童无所适从。有人不客气地指出，“连加减法亦懵然不知，并自己家中伙食零用帐亦不能算焉”。这样的效果与当初设立[注: 出场《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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