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大为吃惊，也曾被有些读者誉为“石破天惊”，但我们对照当年何先生引用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原加重点号的话，李先生强调中国思维“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而源于军事经验，正说明他二十多年前确已在思考“走出语言”的问题了。他研究中国思想史，想的却是如何以中国思想突破并弥补世界哲学的不足，处处以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别异”，这就使他的研究别具一种深度。现在，他提出以中国的“生存的智慧”弥补西方的“思辨的智慧”，以中国视角的“情本体”填补海德格尔的“畏”和“烦”，以经验性的含审美性质的“度”取代“存在”“本质”“实体”等作为第一范畴，以“天行健”的“行”亦即实践取代“太初有言”（均见《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一书），这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本意，也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何炳棣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让世界瞩目的成就。
在李泽厚的研究过程中，也不断吸取了何炳棣先生的学术成果。这里只说他书中三条注，即可见一斑。这些注有极强的学术性，可惜一直未受人们重视。
在李泽厚1999年出版的《己卯五说》中，《说巫史传统》一文第一节“巫君合一”开头即说：“新石器时代[注: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指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考古发现，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是祖先崇拜。”这里有一条注：
①何炳棣：“构成华夏人本主义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组织，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制度和信仰本是一事的两面。”“商王虽祭祀天神、大神、昊天、上帝及日、月、风、云、雨、雪、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但祖先崇拜在全部宗教信仰中确已取得压倒的优势。”（《华夏人文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见《二十一世纪》总第33期，第93页、第96至97页，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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