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的共时性存在来看，其文化性格则具有特殊性。大学不仅是实现人类基本求知意志的学术组织，也是被赋予了社会责任的国家机构。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先后经过了“象牙塔”、“研究所”、“服务站”三个具有典型特色的发展阶段，至今已经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核心组织，扮演着重要的公共角色。鉴于国家间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模式和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水平，各国大学所扮演的公共角色不尽相同，其文化性格也自然有所差异。大学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器官，是知识发展与科学创新的策源地，是现代社会经济[注: 简介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发展和民主程度提高的动力之源，因此其文化具有民族自觉性和社会引导性。正如英国哲人霍尔丹勋爵所说，“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大学的文化性格与民族性格不可分离，如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价值观塑造了法国大学的风骨；深邃的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注: 黑格尔，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康德哲学催生了德国大学的自治观念；悠久的博雅教育传统和经验主义哲学观则赋予了英国大学的学术尊严。由此可见，大学的文化性格还取决于大学之人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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