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洲汉学是西方社会大变革时期寻求自我认识、自我诠释的一个路径，其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那些郢书燕说式的研究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态。巴耶尔在解读《通鉴》原文上的正确结论，与其说是他的“文字训诂”功夫强于他人，还不如说他先验的就反感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目的的牵强附会。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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