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称评定环节来看，目前大部分高校对论文、著作的数量都有基本的硬性要求。例如某高校规定人文学科教师申请正教授职位需至少发表7篇论文，理学类教师至少发表11篇论文，其中7篇为SCI和EI收录。有些高校的规定更为细致，将学术期刊分为ABC等不同等级，要求必须在A类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申请副教授或教授职位。也有一些学校进行了改革，实施代表作制度。某985高校2012年的教师职务聘任规定，教师在职称晋升材料送外审时，仅需提供3篇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在实行代表作制度后，对学者研究成果质量的判断主要依靠同行评议。不过，目前真正实施代表作制度的高校仍属少数。即便实行代表作制度的高校，也基本上仍沿用旧制度，代表作制度仅是其中一个辅助性的通道。
在职称评定环节，我国高校在对教师的科研成果进行量化考核的同时，也比较普遍采用了同行评议的方法，即参考校外同行专家对申请人的评价。但同行评议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在很多高校，校外同行评议意见被赋予的作用很小，甚至是在院系内部已经做出晋升决定之后，再送外审，此时校外同行评议所发挥的作用仅是形式上的认可。第二，受到人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有时往往沦为形式主义。外审材料常常被送到与申请人相熟的专家手中，专家意见的独立性、客观性都受到干扰。
总的来说，由于量化管理在管理上更为便捷，而且具有表面上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在学术评价中被广为采用，而同行评议则由于其主观性、人情文化的干预等原因，其发挥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作为一种学术评价的手段，量化的方法其实只是表象，它与大学的所谓“行政化”现象密切相关。就是说，量化评估的盛行是大学行政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大学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权力，如教授个人权力、行会权力、专业权力、科层权力等等。科层权力主要指的是大学中的行政管理人员根据其职位所拥有的权力。早期的大学一般规模都不大，教授不仅管理学术事务，也负责经费预算、图书购置、人员聘用等具体事务，这就是学界所津津乐道的“教授治校”制度。随着大学组织的分化，学校事务越来越繁杂，行政管理人员逐渐成为专职管理学术事务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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