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阶层是指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例如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同一阶级里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jieceng]，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权力也随之强化。

 

    大学中的行政管理机构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因此其运行必然遵循科层制的文化逻辑。科层制的文化则集中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即对速度和数量的追求。而其效率主要是建立在可预计性和纪律原则之上的。可预计性和纪律减少了不确定性、偶然性、人为因素，从而使组织能够按照明确的规则精确、有效地运行。科层化的行政系统是等级化的、非个人化的组织结构，具有形式性和工具性特征，与管理的对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是借助于形式化的数字和量化的指标进行计划、协调、指挥和控制。在这种系统内，若没有统一的、可计算性的指标，系统在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绩效的控制方面就难以进行。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必然偏好以量化模式来管理学术事务，强调学术成果的可计算性，其结果就是对量的重视，甚至“量成了质的对等物”。尽管道理很清楚，“把一名教授终身工作的质量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大学中学术权力足够强大，与行政权力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时，这种量化的手段尚不足以危及学术活动。而一旦行政权力膨胀，居于[注: 居于 拼音： 解释： 处在（某个地位）：～领导地位 ㄧ该省粮食产量～全国之首。-juyu]主宰地位，行政的思维就会取代学术的思维。其结果就是大学的管理趋于异化，凌驾于学术之上，出现行政为体、量化为用局面。

 

量化管理与学术活动的内在冲突

 

    毋庸置疑，量化评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行政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量化管理具有客观性、便捷性的优点。就学理层面而言，学术的质量与学术的数量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研究表明，研究的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作出杰出成就的学者有相当的比例也是高产的学者，但反过来不成立，即高产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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