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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现代形态：最提倡国学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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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24 10:26: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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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关于重新梳理中国的本土文化，我总是不断地提醒：当年清华国学院里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几位先生，不仅国学水平是超一流的，即使以其西学水准而论，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遥遥领先的。且不说那后三位曾经长期留洋的学者，即使是从未到过西方的王国维，也是第一个硬用西文去啃西学的中国人，而梁启超虽然只是通晓日文，但是他勤于游历、广交外国友人，又在不断复述信息的办报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对于西方社会的广泛通识。
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也自觉地恢复了这样的传统——清华国学研究院恢复之初召开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就是在非常专业地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自由与多元”之困境的处理。如果有人对此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国学院会这样来讨论西学问题呢？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这恰恰是清华国学院的固有风格。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这些国学大师反有如此的西学造诣呢？就此我也写过长文《未竟的后期：<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恰恰是在“跨越与回归”的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才从国际视野中反观到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这一结论对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适用，我们还是需要在“跨越与回归”的心路历程中，去重新构建“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现代形态”。wwW.LSqN.cN在这个反复回环的构建过程中，我们要先走向世界去充满惊喜地扩大视野，然后再从跨文化的基点上，来重新反思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足以为我们带来同样惊喜的中国。
回想当年，梁启超正是在游历了欧洲之后，并且参照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某些病痛，才返回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平等立场，意识到再一味地去鄙夷本土的文化，既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也是在实践上相当有害的。这种更为宽广的态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视野狭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与此相应，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还发现过一个有意思的反差：如果在那些出过国的人面前去反思西方，那么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你都很容易跟他形成对话和共识；但要想对那些没出过国的人去反思西方，他简直就想跟你拼命，反而觉得你是不可思议、你是思想落伍，因为对后边这一种人来说，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理想国、一个寄托了一切可能的乌托邦[注: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那才构成了他捍卫改革开放的动力。由此我想，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个机会，推荐他到国外去访问一年，这样等到他归国以后，批判的意识自然就会被唤醒，再也不会无原则地说西方样样都好了。这个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西学造诣和国学造诣，反有可能是同步发展和相互支撑起来的。
在编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的时候，我还曾为它写过一个弁言，其中有句话，后来应编辑的要求不得不改掉了。原文本来是这样的：“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不过，到这时反而看得更清了：尽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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