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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现代形态：最提倡国学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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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24 10:26: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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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而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攫取？还有，基于这种孤独自我的现代性，要不要对当今世界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全面异化，承担起最主要或最起码的责任？
由此可见，当我们援引“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先哲观念，来呼应晚近兴起的生态哲学和星球意识时，就更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思想到了当代，竟只能龟缩到一个狭小的私德之中。
再进一步说，真有哪种道德只属于“私德”吗？我对这种说法还有点迟疑。道德原本是产生于“主观间”的，或者说是“从人从二”的，虽然就它的修为而言，可以属于一种高尚的“为己之学”，然而就它的目标而言，却注定要指向身外的他者。从这个意义来讲，把“私”和“德”连缀起来，恐怕正好比在说“方的圆”，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无论如何，道德总是用来调整人际关系的，而一旦将其压抑到私下的领域，它本身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了。由此可见，沿着“西体中用论”讲出的“儒学私德论”，还是忽略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看不到它还能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只要转而看看鲜活的本土语境，得出的判断就会大不一样。在当今的中国，正从它的社会底层涌起了“国学热”。而在这种热潮中，由儒学所代表的价值尺度，当然应该积极介入到社会建构中，促请大家打从现代社会的根基处，去反思在人与人、人与自然方面的失衡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是同样具有批判力度的，它完全可以从自身的价值关切出发，建立起具有儒学风格的文化研究学派，去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尖锐的批判。
如果到了这样的大环境下，再来面对“儒家何为”或“儒者何为”的问题，要是还去一味地强调儒学只是私德，那就会陷入类似“消极自由”那样的怪圈：只让个人去想着怎样独善其身，而不把价值关切带到公共领域中；可反过来，由于公共领域的狭小和塌缩，所有的私人都势必受到挤压，所以，单个的个人越是只想去独善其身，他的“此身”就越不能得到保全。
因而，也只有幡然醒悟地转过念来，认识到作为几个主要的世界性文明，由儒学所代表的独具特色的价值理念，不仅在轴心期相对而言毫不逊色，甚至还可以说，就是到了“诸神之争”的当今世界，在其他宗教理念都在相互解构与证伪的时候，也唯有这边的先秦理性精神才显得毫不过时，反而显出了同科学理性的相互融合与支撑。
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在保护文明多样性的意义上，就更不能认定只有西方价值才能约束公德，而中国的价值体系充其量也只是“不无小补”，否则，就不仅对于本土传统是有失公正的，而且对人类的未来也是不负责任的。
儒学在它同当代生活的“若即若离”中，需要巧妙地拿捏好此中分寸，避免进退失据，而做到左右逢源
儒学的发展中，从来都充满了紧张、歧义与误读。正因为这样，我才在为《德育鉴》所写的导言中说，千万不要随便找哪位小秀才，把这些采自《四书》和《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的语录，翻译成虽说简易却必失真的现代汉语。否则，在读书时想要偷懒的读者们，就很难从中体会到在创化这些思想时，所曾经感受到的风险和曾经怀有的紧张。
还是因为这个，我曾在《读武侯祠》中指出了这样一种吊诡：在一个有限的历史进程中，儒学之所以“有所成”的手段，偏偏又正是它“有所失”的途径。一方面，只有入世才能匡世救民，由此儒者才曾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特定政治结构中，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了爱民、清廉、尚贤、使能、纳谏、勤政等等比较贴合它那人本理想的开明政风，以致和别的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同类整体比较起来，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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