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在他的《劝学篇》中，倒是明确说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的话。另一方面，儒学所关切的许多更深的问题，又是现代政治哲学所无法解决的。尽管政治哲学在没落了这么多年之后，如今又突然再度在西方流行起来，甚至被视作了所谓“第一哲学”，但必须看到，这种哲学毕竟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现代社会所遭遇的许多问题，还要升入更高层次的总体学理中，才能摸索到真正全面的解决之道。而儒学本身，恰正属于这种更高层次的学理，它有自己更高层面的价值追求，也应当能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来自独特视角的参考意见。
　　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去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就这个使命而言，儒学也还是面对着两个层次的挑战。一方面，儒学当然要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加入到对于这种“文化形态”的建构之中，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本身就背负着对于本文化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儒学又需要以宁静致远的心情，以兼听则明的态度，去吸纳各个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营养，而与此同时，也是应对着当今人类的各种挑战，来谋求自身体系的递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的同时，也在谋求着“儒家思想的现代形态”，两者正属于一表一里的同一进程。而在这样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当然应该熟读经典，体会到古代圣贤的用意与心志；而另一方面，在获得这种人生智慧的前提下，我们又不应只把儒学限制于哲学史，而更要应答着变化的当代生活，去大胆而富于创意地“代圣贤立言”。唯其如此，儒学才会获得自身发展的张力，才算是重又被贯注了活力与生机。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10月22日 12 版）　（本文依据刘东教授接受共识网的访谈，经作者授权，本报对文章进行了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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