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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现代形态：最提倡国学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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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24 10:26: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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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见得都有道理。
比如，由于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就特别重视德国哲学中的康德，由此从作为新儒家的贺麟开始，就偏重于宋儒“心性之学”的部分，而忽略了在一个正态分布的文化语境中，这种心学至少也是在跟理学相平衡的，更不要说理学还毕竟属于更正统的。
同样地，正因为有了康德在暗中立法，牟宗三才引出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的线索，却把程朱之学统统视为儒学的“歧出”，甚至连张载有关“礼”的论述也被判定为“不熟”或夹生。而这一点，直到美国的芬格莱特写出了《孔子：即凡而圣》，才被别人从人类学的视角给矫正过来，转而认识到礼仪作为人性的正面积淀，在人类社群中所发挥的潜在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正如我多次指出过的，西方自近代以来已经渗入我们太深，已经潜入到国人的意识地平线以下，所以此后对于中国观念的重新发现，往往都有待于对于西学的更深了解，甚至有待于西学自身的进一步突破。
当然，尽管也可能存在着上述问题，我还是很赞成新儒家的基本取向，因为这种姿态反而是超脱任何功利观念的——就算西方国家[注: 西方国家 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国家划分有三个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若只考虑地理位置，英法美等处于西半球的国家可称为西方国家；若从文化背景上讲，]已经装备上了“船坚炮利”，摧枯拉朽般地毁坏了自家的文明，而且它的器物和制度层面也的确值得悉心学习，可是，如果一个外来文明真想赢得我们，它就必须真正说动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简单地从物质上把我们打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儒学的意义就在于尖锐地挑明了，中国文明的历程不光是一个经验形态，进而，在那些历史经验后面还有个价值系统，所以，对这个同样体精思微的价值系统，就必须进行平心和平等的学术研讨，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留下一个伏笔，也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保留另一种人生解决方案
其实从西学刚开始进入中国起，中国人就从自己的先秦理性主义出发，发现了那中间其实暗藏着两套水火不容的价值系统，也就是我们寻常所说的“两希文明”。
利玛窦400多年前来到中国，就此开启了中西对话的漫长过程，而他当年最常用的论证策略无非是，先向中国人显示西方科技的进步，再把这个当作劝人信教的引子。可中国人的招子也很亮：那些好用的科技都可以留下，但那些让人想不通的东西，还是请你们拿回去吧！所有读过《四书》的人，都熟读了“未知生，焉知死”，也都赞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什么样的离奇神迹都会失效。再说，这里原是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明，也不靠那些迷信玩意来劝人向善；人们甚至还会反过来觉得，要是非有个上帝看着才行，这本身都已经属于不道德了。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情况大体上还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学者当然愿意迎迓德先生、赛先生，然而那都是源自西方中的希腊传统，而除了这些可以想通的东西，一说到什么洪水、方舟之类的迷信，他们也就忍不住要当作笑柄了。
说到这里，还真在网上看过一个这样的笑谈，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自己编出来的。在课堂上，有位老师正讲诺亚方舟的故事，却有一位名叫阿呆的同学，觉得自己的脑瓜子有点跟不上：“除了乘上了方舟的生物，地球上的生物都被淹死了吗？”老师对这种说法当然是一口咬定，没想到阿呆却又问道：“那鱼呢？”竟把老师噎得只能怒斥一声——“你出去！”
无论如何，凡是稍有儒学常识的人，总不会比这位阿呆还呆吧？而让人痛惜的是，我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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