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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现代形态：最提倡国学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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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24 10:26: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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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就有“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原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无畏态度，原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德。
我翻阅陈寅恪父亲的诗集时，发现就像陈三立这样的人，在读到严译《群己权界论》之后，也会专门写首诗来褒扬穆勒，说他是“萌芽新道德，取足持善败”，由此也就更加鲜明地凸显出，以往是把前人和历史都看得太扁了。所以说到底，任何人只要自身介于本国的历史中，他也就介入了我们的文明历程，而这样一来，如果他本人很看重自由的观念，他也就没有理由再自相矛盾地说，这个文明的历程从来都在排斥自由。
出于同样的道理，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氛围里，最积极的就要数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如果梁启超从《易传》里摘引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直被作为我们的校训的话，那么，陈寅恪这句刻在纪念碑上的名言，就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伟大“校魂”。
这已经是大家嘴边的常识了，但不知人们是否想到过，为什么如此强调独立、自由的校魂，偏偏是由国学院的一位导师提出的，而这位大学者又向来都主张“中体西用”，也从未讳言过自己“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历史事实中，到底透露出了怎样的消息？如果大家都能仔细地寻思，就会由此解开很多思想的谜团。
在本土传统的精神资源中，埋藏着对于制度文化进行建构的积极潜能，以及进行更深层文明对话的潜能
怎么评价儒学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如果不是从我本人的业师李泽厚常常提到、却从未讲清楚的“西体中用”这样的外部视角，而是从“中体西用”的内部视角，来重新考量本土儒学，那么我们不会满足于让它仅限于“私德”。
比如刚才提到的、符合儒学气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难道这样的思想也只具有私下的意义吗？难道它不该在校园里蕴成公共风气吗？再说，当古代中国发明出在那个时代最能向上流动的科举制时，难道不正是践行着“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家思想[注: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吗？还有，当黄宗羲讲出“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的时候，难道不正是遵循着“泛爱众生”的儒家学理吗？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发现，所谓“儒学私德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仅仅肯定了西学的普世价值，只愿意通过西方文明来为全人类立法，而看不到在本土传统的精神资源中，也同样埋藏着对于制度文化进行建构的积极潜能。
更重要的是，儒学还不光是往往跟外部舶来的、被认作先进的观念“不谋而合”。如果仅限于此，那么人们也许就会觉得，只靠西学的价值来支撑公共领域就行了，甚至作为私德的儒学也就可有可无了。可事实上，儒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体系，还具备同西学进行更深层对话的潜能。
比如，现代民主制的基本预设在于individualism，由此才生发了种种迎合这种作为“主义”的“个人”的观念，就像合理性资本主义所必须倚重的、在价值理性上又相当悖谬的消费主义。对于这套已被当作了“天经地义”的观念，儒学完全可以基于自己一贯的立场，发出言之成理的质询或置疑：个人是否应当被这样“独化”出来，以至在individual后边加上了ism，在天地间突显出自己唯一的优先性？具体而言，他是否应当从原本所属的、作为层层扩散的同心圆的社群中“独化”出来，变成一个贪婪而孤独的、作为逻辑起点的自我？他是否应当从生存的环境中“独化”出来，放纵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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