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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现代形态：最提倡国学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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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24 10:26: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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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居然导师还是导师，学生还是学生。”
那么，为什么“导师还是导师，学生还是学生”呢？举个例子，王力作为赵元任的学生，也早已经是著作等身了，甚至具体成果怕已超过了老师，但如果就其格局而言，他毕竟还是要在老师的规范之下，因为刚一进入清华国学院，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要毕生研究国学、特别是其中的语言专业了。而赵元任呢，他最早却可以说是无所不学的，包括了数学、物理学、音乐、哲学、心理学，而他最终以此名家的语言学，只不过出于他本人的自由选择。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赵元任对于国学的研究，是经历了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并且具有广泛的西学背景，这样一来，他就对这门学科之外的东西，也能具有非常广泛的了解，足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能在这门学科内部展开中西对话。而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自然就允许他，找到最适合发挥自己才情的学科，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于音韵具有神奇的个人能力。
说到底，在全球化波及得如此深入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清醒地看到，绝对不会只在哪一个文化内部，就已经穷尽了所有的人间真理。而相形之下，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则在于，我们不仅在努力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还在努力体会涵泳中国文化，由此也有可能就比别人多懂了一种文化，几乎是先天就形成了跨文化视野，从而也就更有可能沿着文化间性去向上攀缘。
迎击着西学的严峻冲击，率先把儒学的某些要义激活
无论人们想要肯定它或否定它，中华文明的主干毕竟还是儒家。而它在现时代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并不在对于科学技术的涵容上，而是突出地反映在制度文化方面。所以，尽管在儒家的仁学体系之内，做出一种顺应现时代的制度安排，并不会属于它的“位阶最高”的价值关切，但那毕竟也属于“燃眉之急”的文化建设。要带有紧迫感地认识到，在这两者的关系未能妥帖理顺之前，更具体一点讲，在儒学未能沿着自身理路推导到现代制度之前，或者说，在现代制度未能背靠儒学而得到文化支撑之前，我们都还不能沾沾自喜地说，已经算是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已有过的尝试，比如新儒家的创新，严格说来也属于“再造传统”甚至“发明传统”，然而这并不能构成他们的罪名。我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专题讨论会上，对于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进行了反思，他带领一批学生对英联邦[注: 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又称共和联邦，一些独立国家出于历史渊源和共同利益而志愿组成的联盟，英国君主是其名义上的元首。]历史中的建构活动，不管是殖民地的还是宗主国的，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了解构，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挑剔和检思的。
事实上，所有历史中的建构活动，都必然要去勾连和延续过去，所以也都有可能去激活和发明传统。而所谓“新儒家”，如果从英语世界的相应表达来看，原是指程朱陆王的宋明理学，那同样属于对传统的激活或再发明。当然，我们一般指称的现代新儒家，则主要是指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儒学三期”。那中间也充满了对于传统的再造或发明，而且这种发明肯定要渗入外缘文化因素，只不过，如果第二期的创造是渗入了佛学，那么第三期的创造就又渗入了西学。
新儒家自然也存在着一些学理问题，可它的总体精神却是值得认可的，它毕竟是迎击着西学的严峻冲击，又参照着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率先把儒学的某些要义给激活了。当然，由于西学话语的暗中牵制，它也在激活儒学的某些部分时，竟把儒学别的部分给省略或忽视了，而这样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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