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社会的考试制度、监察制度等等，都显示了独到的成绩；然而在另一方面，只要入世又必然沦落随俗——由于儒者们因太看不下去生民涂炭而不辞人间烟尘，由于他们必须以承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代价，来赎取统治者对自家价值观的首肯和让步，所以他们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就只能去充当君主的讽喻劝诫者，而不能成为其叛逆批判者。
　　儒学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也同样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是在国学已经渐热的情况下——甚至正因为国学已经逐渐热了起来。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即使只是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便已看到了名副其实的投机者，他们正以唯利是图的活动方式，打着儒学旗号来损害儒家的声誉；更不要说，要是它哪一天更为“主流”了，那么各种各样灵异、神通和鬼才，肯定都会加速地应运而生，而且肯定显出“恶紫夺朱”的势头。
　　对于此，正如我那本新书的标题所示，我们毕竟是立足在“思想的浮冰”之上，关键还在怎么去小心拿捏，去寻找尽量安全的、不偏不倚的中道。所以无论如何要记得，儒学在历史上毕竟表现出了，它跟统治者既有“二而一”的一面，也有“一而二”的一面，还是要在思想上拉开距离，否则就不可能自由自主地运思。
　　说到这种“若即若离”分寸感，让我想起了康德当年的拿捏。他曾经谨慎而有趣地权衡着：哲学家的头脑，当然不同于国王的头脑，而一旦等同于后者，哲学家也就没了自家的头脑，也就不再成其为哲学家了；但同时，哲学家也不能惹国王发疯，否则一旦被砍了头，哲学家也就没了自己的头脑，也同样不再成其为哲学家了。实际上，这又是一块需要去权衡的、两边都很危险的“浮冰”，尽管康德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如果连研究儒学的人们，也全都忙着去瓜分各种科研经费，那么，儒学当然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而说到这里也不必讳言，尽管在安静的书斋里，我是很喜欢阅读儒家典籍的，可一旦到了闹哄哄的会议论坛，面对着那些“吃儒学饭”的脸孔，心里也着实感到很是腻味。不过反过来，你也不能只因为腻味这些脸孔，就觉得连从孔夫子到王阳明都不足取了。毕竟这种乱糟糟的学术集市，与其说是由儒学的价值理念本身所导致的，不如说是由些没出息的儒学者所导致的。
　　所以话说回来，这种流俗的局面还不会是事情的全部，而儒学的发展势头还终究事在人为。正像康德在那种左右为难的拿捏中，仍然维护住了自己的思想自由，从而思考出独到的人生解决方案，终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大哲一样，儒学在它同当代生活的“若即若离”中，只要能巧妙地拿捏好此中的分寸，也并非一定会感到进退失据，相反倒有可能显得左右逢源——也就是说，它既可以拿出“若即”或“介入”的姿态，就像徐复观当年所做的那样，对于社会现实发出激烈的批判；也可以拿出“若离”或“高蹈”的姿态，回到学理层面来冷静地反思。而无论是追求“外王”还是“内圣”，它终究都是在以严肃的姿态，去对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儒学同时立足在一高一低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正如前面写到的，一些现代政治理念可能是正中儒学的下怀，所以它也理当参与到现代政治的运作中。需要澄清的是，以往一提到“中体西用”之说，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误以为，它是主张只接受西方器物、而拒绝西方制度的。可是，正像我最近在《再造传统》中指出的，这种误解只是出自对于历史的无知；而实情恰恰相反，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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