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关系中，“子孝父慈”是传统美德，应该说，家庭伦理的主流还在坚守这一传统，一些感人的事例也层出不穷，但一些极端事例也时有发生：内蒙古一位80后大学生，因为工作不顺外加从父亲那里要钱不成，竟然用弯刀砍死父亲，而父亲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儿子，拿上钱快跑。”看一些电视台的法制节目，多是为争夺家庭财产，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姐妹成冤家，最起码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观念被抛到了脑后，甚至有子女面对电视镜头，为自己不赡养父母而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辩解。

　　推而广之，在物质主义下，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铜板关系”。去年10月份，湖北荆州宝塔湾地带，两名少年不慎落水。为了营救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遇难。大学生毫不犹豫舍己救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和道德的光辉。然而，当参与施救的大学生向一艘机械渔船求救，希望他们能打捞落水同学时，老板却说，“捞尸体，白天每人一万二千元，晚上一万八千，一手交钱一手捞人……”在这里，人性的泯灭与道德的沦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人与社会：

　　断裂与失范下的道德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一些道德规范也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一些重大事件比如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中，民众的道德水准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平。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体制的不够完善，价值观的失范，消费主义的盛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也不容忽视。

　　“ 去饭馆吃饭，你拿起的一次性筷子可能正是央视3·15曝光的经过熏硫磺、石蜡、双氧水等多种化学药品加工而成的，端上来的菜可能是用地沟油做成的，猪肉可能是注水的，牛奶可能是加了三聚氰胺的……”网友的调侃是夸张的，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层面上道德异化的事实。温家宝总理在谈及三鹿奶粉事件时，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不能只流淌利润的血液。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确实，在经济活动中，无论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摊贩，还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老板，诚信都是重要的道德底线。在经济腾飞阶段，一方面需要完善管理体制对各种违规违法现象进行有效遏制，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道德自律和人的自我完善。

　　一个社会，愈是精英阶层，愈应承担“传道”、“教化”之责。然而，近年来，学术界频频爆出“学术不端”现象。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西安交大六名教授联名举报同校教授李连生存在严重学术造假问题的新闻。将不属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还去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这是教授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在举报过程中，西安交大为了维护所谓的声誉和排名，对造假现象消极处理，甚至对举报教授说：“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们，让他们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如此表态，让人心寒。中国青年报刚刚报道的事件更离奇，一篇医学论文竟然遭遇16个单位25人6轮连环抄袭，截至目前，在这份不断更新的举报材料中，涉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医生达70余人，让人触目惊心！除了学术造假之外，有些学者甚至于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比如一些经济学家、房产专家、证券分析师，频频出现在媒体报端发表“独到见解”，让老百姓大呼上当。早在2001年，在274家上市公司设立的500余名独立董事中，经济学家竟占据了131名。

　　道德重建，

　　自我完善与社会公正的统一

　　《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精神，器就是物质，两者必须平衡。人类几千年来都被这两者撕扯着，也一直在做平衡的努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曾经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国家，人们的社会生活，处处被绑架上了道德法庭，接受道德的拷问，乃至于忽略或者践踏正常人性，“道德杀人” 曾经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我们需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陷入物质主义的糟粕中，导致道德上的虚无、扭曲与异化。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只有真正构成和谐关系，才能重建道德高地。

　　转型期社会，传统道德全面解体，而新的道德观尚未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这样的真空中。一方面抛弃了传统道德，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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