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没有总编辑，那还怎么办？于是在一位安徽老乡的推荐下，张友鸾被介绍给了成舍我。然而见面后，成舍我才发现，张友鸾只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成舍我虽然口中答应张友鸾接替张恨水，然而心中却不大放心，另一面仍旧大力挽留张恨水。张恨水终于答应不走了，于是仅到报社三天的张友鸾就被辞退了。年轻气盛的张友鸾，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成舍我，说他“狐埋狐搰，反复无常”。这句话出自《国语·吴语》，意思是说，成舍我的这种做法，就跟多疑的狐狸一样，刚把东西埋下，又挖出来看看，疑虑太多，不能成事。

　　成舍我看到张友鸾的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大喜过望，说：“此人非用不可！”此时，主编《世界日报》社会版的陈大悲正好离开报社，于是张友鸾被聘为社会版编辑。一年后，张友鸾开始担任《世界日报》总编辑。

　　在《世界日报》工作期间，张友鸾经人引荐，结识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支持下，接手了《国民晚报》。不久后，军阀枪杀进步人士，报纸处境艰难，报人转而南下。晚年回忆这段往事，张友鸾曾经不无遗憾地说：“ 大钊先生被害，《国民晚报》被封，我觉得回北京没有意义，便决定留在南方。我为自己立下了戒条：‘不做官，不入官报’，做一个‘超政治’的新闻记者，但这终究是个幻想。”

　　报道得罪汪精卫

　　之后，张友鸾到了南京。张友鸾的大女儿张钰，她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934年5月，张友鸾担任《民生报》总编辑期间，刊发了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揭发汪精卫下属彭学沛接受建筑商贿赂，私盖别墅。新闻一发表，彭学沛就向法院控告《民生报》“妨害名誉”。当时不少人从中调停，希望《民生报》登一个更正启事，彭撤回诉讼。可是，因为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民生报》拒绝更正，于是便闹上了法庭。社长成舍我亲自出庭答辩，并把万言答辩书登在《民生报》上。彭学沛羞恼之下，找到汪精卫哭诉，汪精卫便施加政治压力，把《民生报》上刊登的一条海通社消息硬说是 “泄露军机”，下令宪兵司令部派人到报社封门、抓人。见来者不善，张友鸾说：“我是总编辑，新闻有问题责任应该我负，我和你们去。”然而，宪警指名道姓要抓成舍我。结果，成舍我坐了四十天牢。

　　成舍我出狱后，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

　　张友鸾刊发的那则新闻中所指的行政院大楼，就是今天位于长江路292号总统府东花园内的行政院南大楼。

　　与张恨水合办《南京人报》

　　1936年，张恨水出资办《南京人报》，张友鸾担任总编辑。《南京人报》是一张四开小型报，因为内容生动有趣，贴近百姓，和当时流行的官办报纸完全不同，因而一经推出就很受市民喜爱，一开始就销量很大。

　　《南京人报》的办报主张，坚持了张友鸾为民办报的“超政治”主张。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再次打破了张友鸾的新闻梦。就在七七事变后，《南京人报》编发了一条中央社的消息，标题做得十分醒目：《南京只剩一口兵》。这种明显的讽刺，让何应钦恼羞成怒，亲自下令封门抓人，报社两名记者先后被捕。在日军占领南京的前几天，《南京人报》被迫关闭。此后，张友鸾迁往西南，在重庆、成都等地继续办报。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8日，《南京人报》在南京复刊。张友鸾主张民营报纸必须为老百姓讲话，要敢于讲真话，政治上要“公平”、“中立”，这种书生气的做法，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一直坚持。《南京人报》复刊后，张友鸾曾为此和《救国日报》社长龚德柏之间有一场险恶的笔战。

　　为了对付《南京人报》的“超政治”和“中立”，龚德柏多次发表文章，称张友鸾是“共产党的尾巴”。当时有常例的新闻招待会，龚德柏照例开骂《南京人报》，然后一左一右掏出两只手枪往桌上一拍。面对龚德柏的嚣张，《南京人报》针锋相对，奋起自卫，他们查到龚德柏在抗战胜利后，以“少将参议”的身份接收了两家价值颇高的日本印刷厂，于是报社将这则丑闻捅出，龚德柏才安静了下来。

　　张友鸾早年经历的这些事，他很少在孩子们跟前提及，张锦说：“我们都是通过母亲的计述，才了解到这些事，还有些事情，居然是通过看报纸才知道的。”

　　归葬南京，长眠牛首山旁

　　1952年，张友鸾主办的《南京人报》停办，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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