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多大?

　　薛晓路:8岁。那时候是星星雨刚刚创办的时候,他们面临着第二次搬家。那会儿是在和平里的一家聋哑学校里,我后来看到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一次又一次被赶出来。那时候只有三个老师,孩子有十几二十几个。郭义就是其中的一个。

　　南都: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见证着星星雨的每一步挣扎、壮大。

　　薛晓路: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只是想去看看,一去就离不开了。记得那时候田惠平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以我的年纪,我以为她是个很悲壮的妈妈形象,但是没有想到,她很漂亮。后来去星星雨帮忙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而志愿者是有多种形式的,我就能做点啥就做点啥,比如他们搞活动,我就帮他们借音响啊,搞设备,省钱、省事。我们越来越熟悉,成了好朋友。一直到“非典”的时候,星星雨所在的村被隔离了,田惠平在里面,杨弢却在隔离圈外,田惠平在里面写E- mail给我,她说,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情,杨弢怎么办?她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死亡和这样的孩子的话题,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来有一次,我和田惠平聊天,我忽然问她:田,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有一天死了,你们家杨弢怎么办?那会儿杨弢已经送进了一个寄读的学校里,她也时间相对轻松了,本来她挺开心在那里买衣服啊,喝啤酒啊,我忽然问了这个话题,她就不行了,忽然崩溃了。我后来,再也没有敢提过“以后”这个话题。

　　南都:这个话题,是中国所有的自闭症家长,包括残障孩子家长都不能提及和不能想象的话题。

　　薛晓路:对。那时候又有一个朋友拿过来一个关于孤独症儿童的剧本让我提意见,我看了之后,就感觉写这个东西的人太不了解孤独症和这群人了,而且不能理解这群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是面临着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一种压力。起码是没有我认识得那么多,那么深刻。后来我就想,如果要写,那还是我来写吧!至少,我不会曲解他们。我想,我有责任来写。

　　我对这个人群感情的接近和对他们生存状态的了解,决定了我有比别的创作者更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