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22
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23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24
宇文所安认为：“对倔强的主体性的发现，属于我们所谓‘私人天地'的一部分，我们首次遭遇这一‘私人天地'就是在中唐。”25这样的表述是有些含混的，也极易引起误解。这里，包括园林在内的“私人天地”是属于主体性的，还是客体性的，作者在自己著作中有些游移闪烁。
其次，笔者发现宇文所安论中唐文学文化，特重私人性与微型性，有关中唐园林也从这两方面强调。有关私人性的说法已见前点所辩，关于后者即“微型”云云，用以区分中唐园林与中唐以前之园林，中唐贵族园林与文人园林，意义并不是很大。粗略地说，贵戚的园林较广大豪华，而文人园林较狭小简朴；郊野别墅田庄较宏敞，市宅林园较狭窄；两京地区园林较狭小，而边远州郡园林较广袤。故大小之分本质上取决于经济条件、购买能力、地域所在，而不是文人独特的审美偏好。是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对前者既存现实的一种解释。
从时间角度来考量，我们也不好说中唐以前的园林多广大，而中唐以来出现重大嬗变，有大量微型园林产生。我们可举出许多反例，如初盛唐王绩、陈子昂、卢照邻、岑参、孟浩然的园林也并不大，而中唐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等的园林就并不小；即就白居易而言，他的履道池台因在洛阳城中，可能很狭小，但庐山草堂并不小。南北朝后期庾信《小园赋》说：“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盛唐时期韦夏卿《东山记》讲：“苟林峦兴远，丘壑意深，则一拳之多，数仞为广矣。”与中唐白居易《草堂记》中所说：“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意脉神理是一致的，看不出盛中唐的区别。故笔者很怀疑宇文所安“微型自然”“微型园林”的提法可能受“壶中天地”观念的拘牵。但中国园林由“体象天地”向“壶中天地”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很复杂的动态过程，其中既涉及到自然观念又涉及到美学风尚，既涉及到环境条件又涉及到构园技术。不能仅仅用园林体量大小来指称，更不能将此变迁狭隘地限定在中唐，从逻辑上看似很清晰，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却乖离太远。
其三，宇文所安对园林的一些引述并不准确。例如：“在中唐，诗人开始为了经验感受而花钱买地。从前，高官贵族早就在这么做了，他们常邀请诗人来吟咏他们的庄园，借此来永远地展现他们的占有物。柳宗元是在贬官流放时买地的。”26买山而隐的说法由来已久，《世说新语?排调》：“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唐人多用以指隐居山林，初盛唐时宋之问始购辋川，而王维又从宋之问处转购得，都是文人买地的极典型例子。另外，更进一层，稍微挑剔些，宇文这里（《论集》中另有多处）将“诗人”与“高官贵族”云云对举，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史实上都不妥，如不是翻译的问题，那么可能与宇文所安的诗学观有关，但一部《全唐诗》是无法将“诗人”与“高官贵族”的作品区划清的，它们本来就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
宇文所安还说：“私人空间为人所拥有，而这种拥有通过诠释溢余而获得。韩愈和白居易修筑小池，不存在绝对的所有权；只要皇帝高兴，他随时可以没收他们的土地和池塘；但是，他无法占用韩愈白居易对那些池塘的诠释。”27这可能是对中国前现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产权关系不甚清楚而对皇帝特权的一种漫画式叙述。这种叙述出现在通俗普及类读物中无伤大雅，出现在年轻学人或对古代制度极陌生的汉外学人笔下，亦无可厚非。但出现在如宇文所安这样的名家笔下，则是不应该的。简单地说，土地（包括园林别庄）在唐代都有其所有权，其买卖或变更产权关系都有一套具体的交易规则。虽贵为九五之尊，皇帝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恐怕也不是那样简单，如没有相应的罪行及债务，对大臣及百姓土地的查抄籍没恐都有问题。
另外，大概因论文集的体例，本书没有详尽的参考文献，包括园林论题在内的相关研究，中文与日文学术界已有不少积累，宇文所安忽略了这些成果，也限制了本书的学术高度28。
三
通过对宇文所安园林论题及相关成果的回溯与评述，使我们对唐代文学与唐人生活获得了一个新的观照视角，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观照视角虽已存在，但长期被限于很狭小的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位勤勉的学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独立进行各自的研究，学人们平实的研究未能吸引学界的眼球，而学界亦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宇文所安的诠释则将其推到了国际汉学灯光交映的大平台上，应该说看到的人已很多了，但令人纳闷的是学界仍保持缄默。或者说仅是礼节性地予以掌声而未能在其精彩处予以叫好。笔者试图打破缄默，对其精彩处吼出好声，对其失察处亦发出嘘声。在人们忧思唐代文学研究将要陷入资源枯竭的时期，宇文所安的努力找到了文学研究可以极大拓展的一个新领域，并对文学的深度诠释（用宇文自己的术语就是“溢余诠释”、“剩余价值的诠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对文学研究的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本土材料之间的融合会通问题，宇文所安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梳理宇文所安的论题并结合园林文学园林文化已经取得的相关成果，可以给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许多新的启迪，帮助陷入疲软的唐代研究找到新的出发点，搭建新的平台，挖掘新的资源，获得新的成果，并进而促进学科水平整体上大幅度提升。
首先，笔者认为唐代文学研究应引入园林诗、园林散文的概念。对文学史上作为常识与固定模式接受的田园诗、山水诗、山水游记等范畴，有必要进一步循名责实，从中析分出园林诗、园林游记来。无论是从逻辑分类还是历史演变来看，山水、田园、园林都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山水指未经人化的广袤的自然景物；田园与园林则是指经过人化的环境。其中田园是与人们物质功利有密切联系的景物及产品，田园诗是写在田园中的劳作、经营的苦乐，真正的田园诗其抒情主人公应该是劳作的主角。而园林则是与人的精神功利有更多联系的景物及作品，园林诗及园林游记（习惯上称为园记）则是多写欣赏者、休闲者、旅游者、度假者的生活及感受，涉及到园林卜筑营建亦是表现建筑设计者、劳动指挥者的感受。“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29对于具体个别作品的判定，允许有交叉跨类及认识不一的争议，但从理论上及史实上应辩明此点。鲁迅曾打算在所撰文学史中将唐诗分为“山林文学”、“廊庙文学”，并拟专列一章讨论“廊庙与山林”30，此“山林”恐更多接近园林的含义，而非泛称山水田园。循此原则，那么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韦庄、陆龟蒙、司空图等皆非田园诗人，他们的所作也大多非田园诗，而是园林诗、园林游记。
其次，唐代园林兴盛带动了都市审美文化需求的高涨。园林本身是城市发展过程的产物与伴生物，是身处都市心存江湖的产物，是用物质条件技术手段对遥远自然的回忆与呼唤，用机械及人工对天然的一种物质模拟。城市化程度越高，人们的这种召唤越强烈，唐代私园的分布既有围绕著名水系也有围绕著名山系的特点，但最突出的则是环绕长安、洛阳两京地区，麇集于、灞、伊、洛诸水之间31。“夫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然而地或幽偏，未睹皇居之盛。时终交丧，多阻升平之道，岂如光华启旦，朝野资欢。”32
再次，园林作为社交的平台与观照的视角满足了士人的身心需求。园林尤其是文人私园不仅为文人的社会活动、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为文人体验自然提供了观物方式，为文人安置自我心灵找到了一种存在方式。
通过贾晋华等人的研究我们注意到唐人宴饮雅集的地点主要并非是歌楼酒肆，而是园林，这一点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可能唐人的集会与明清及近代人们集会有区别，贵族文士的聚会与庶民大众的狂欢也应有区别。进而言之，考察边塞域外风光太冒险，山川行旅太艰辛，园林则将自然风光缩微，将居住空间美化，通过借景的构园原则，园林又可以将小景与大景打通，将有限与无限打通，既满足了观赏自然、亲近自然的愿望，又避开了跋山涉水的行旅劳顿，是满足山水癖的一种速效剂和快餐品。尤为重要的是，园居与隐于朝、隐于山相比，无疑可兼众利而无一弊，此即所谓的中隐、吏隐，即所谓的“壶中天地”、“咫尺山林”。故壶中天地的真谛不在于它的微型，它的私人性，而在于它的以小见大，打通有无，泯灭物我，使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士人找到了安置心灵的存在方式。
还有，园居体验对乐园理想之演变与实现也有重要作用33。中国文化中的乐园观念由来已久。《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悬圃”、“瑶池”，《诗经》中的“乐土”，秦汉以来的蓬莱昆山仙境，陶渊明的桃花源以及佛教的西方净土乐园，为唐人的乐园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逐渐形成了仙境乐园、桃花源乐园、净土乐园等多种类型。唐人不仅将大自然缩微于园林，同时也将各种乐园理想浓缩于园林中。“崆峒非凡乡，蓬瀛在仙迹。无言从远尚，兹焉与之敌。”34“无邻无里不成村，水曲云重掩石门。何用深求避秦客，吾家便是武陵源。”35这既是各种信仰的折衷调和，又是虚幻想象的人间化与世俗化，而后一转变的意义尤为重要。
最后，园居生活的体验与诗歌创作的探索共同促成艺术境界理论的定型。过去人们常说园林是凝固的音乐、天然的图画，提及园林与诗歌，也仅从题咏的角度来探讨。笔者以为，中国园林与中国诗歌本同末异，秘响旁通。园林是立体化视觉化具象化的诗意呈现诗性存在，而诗歌则是虚拟化意象化的园林。换言之，诗歌是用文字音韵与意象构筑成的太虚幻境，阆苑仙界。唐代是中国古典美学境界理论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诗歌与园林从两个不同侧面对境界理论的形成进行了探索，殊途同归，最后积淀成境界理论的基本内涵。宇文所安的论述亦触及到此点：“对诗歌作为意外收获的逐渐增长的兴趣，与八世纪晚期及九世纪初‘景外/象外/言外'美学的形成相关联。这时，诗学想像便与现实可感的经验相区别，与语词对此类经验直接加以表现的能力相区别。作为意外收获，诗歌的境界成为诗人的拥有物，它们标识着诗人眼光的独特。”36“在达到‘境生于象外'的特质时，我们发现一种排斥他者（‘寡和'）的独特性。诗的独特的完美被暗喻为旅程，开始时如果失之毫厘，最后就会谬以千里。这里，我们被悄悄地告知真正的诗人与诗匠之间的差别。开始时都是差不多的，但真正的诗人的作品与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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