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产生在什么时代，这是自赵宋以来一直聚讼的问题。今人多据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古今乐录》推断《木兰诗》作于萧梁以前。有人又进一步论证它为北朝乐府民歌。目前，《木兰诗》产生在北朝的说法，似乎已为多数人接受。如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其中论述《木兰诗》部分，便都以北朝说为准的。
是的，既然《古今乐录》灼然记载着《木兰诗》的篇目，而《古今乐录》这一书名又明明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正史，都是说《古今乐录》十二卷(或云十三卷)，陈沙门智匠撰，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这一条证据被提出来以后，不论持齐梁说者，还是持隋唐说者，都只好放弃原来的看法。这道理看来很简单。
然而，持北朝说者，迄今没有提出任何其他证明《木兰诗》作于北朝(元魏)的有力证据。相反，许多材料都成为这一说法的否定。这样看来，《木兰诗》的时代问题，有必要再讨论。 《木兰诗》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著录
持北朝说者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引以为证据之处有二。一处出于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的解题：
《古今乐录》日：“《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擒台》、《胡遵》、《利□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驱乐》、《紫骝马》、《折杨柳》、《幽州马客吟》、《慕容家自鲁企由谷》、《陇头》、《魏高阳王乐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江淹《横吹赋》云：“奏《白台》之二曲1起《关山》之一引，采菱谢而自罢，绿水惭而不进。”按：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2
《古今乐录》在这里并没有著录《木兰诗》的名目。只是《乐府诗集》编辑者郭茂倩在称引《古今乐录》之后所加按语中提到它。《古今乐录》原文和郭氏的按语告诉我们，《木兰诗》系《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曲以外的篇目。不仅如此。这里说“有《木兰》一曲”，正是相对《古今乐录》无《木兰》一曲而言。案其辞多称“可汗”，绝不会是两汉魏晋的东西。这一点已无庸明辨。也正因为如此，论者多以为元魏时代的作品。说是北朝作品，又不属《梁鼓角横吹曲》，又不见另有著录，这不是很奇怪吗?当然不能排除《木兰诗》有因乐籍散乱而不知何属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不管《木兰诗》像《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曲一样在北朝人乐后传到南朝(梁)，还是流传到南朝以后至梁时入乐，都基本是智匠那个时代的事。不用说智匠不会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如《古今乐录》有记载，则郭氏之疑问无得而发也)，它的乐籍也不会散失得那样快。《古今乐录》著录的《梁鼓角横吹曲》篇目连亡佚者也都一一著明，并无含糊。史籍上根本找不出除此以外的关于北朝乐府民歌的片言只语。即便是曾经散失，郭氏又有何根据把它重置《梁鼓角横吹曲》中呢?反过来说，既经编入前代乐府歌辞，郭氏也就不会提出“不知起于何代”的疑问了。许多乐府歌辞，它们的本事、具体出在什么时代，多无可稽考；郭氏把它们编辑在《乐府诗集》时都没有提出“不知起于何代”的疑问——也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已著录于各代乐籍，就是言而有征的了。郭氏之所以没有对《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歌中任何一首提出疑问(尽管这些作品有些是“歌辞虏音，竞不可晓”，到唐朝初年“虽译者已不能通其辞”3了)而对《木兰诗》提出疑问，正说明《古今乐录》没有著录这首歌。
要之，郭氏加“歌辞有《木兰》一曲”的按语附于《古今乐录》所录《梁鼓角横吹曲》曲目后，所按是第二部分歌辞即《梁鼓角横吹曲》十二首}别的篇什未加说明，惟特别提出《木兰》一曲。本意也没有硬要将《木兰诗》塞进第一部分歌辞即《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内。一句话，这一处材料刚好证明，《木兰涛》不是北朝乐府民歌。
另一处在卷二十五《木兰诗》题注中。原文是这样的：“《古今乐录》日：‘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这一处是北朝说的立脚点。
其实，这一处材料也是并不那么可靠的。
如果“木兰不知名”这句话果真出自《古今乐录》，郭氏的按语就应该加在这句话下边。照理，应当把这句话提到前面《梁鼓角横吹曲》的题解中，就完全没有必要加按语了。郭氏舍此而去没有著录《木兰诗》的地方特为作说明，岂不成了无的放矢?此其一。
《乐府诗集》所收《梁鼓角横吹曲》的篇章与《古今乐录》著录的篇目已有出入，这证明郭氏没有看到过《古今乐录》所录原歌辞。所引《古今乐录》的题注也系转引。既然篇章有增减，而《木兰诗》是后世出现于《梁鼓角横吹曲》，“木兰不知名”一语的来源不是大可疑么?此其二。
《文苑英华》辑录《木兰歌》，题下亦有注云：“郭茂倩乐府不知名，韦元甫续附入。”加注的不管是原书的编者还是后来的校订者，全是宋人。《文苑英华辨证》说：“刘氏次庄、郭氏《乐府》并云：‘古词，无姓名。”’《辨证》的作者彭叔夏也是宋人。《古文苑》说：“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闻续附入。”各本文字小有出入，或依“郭乐府”，或别有所据。宋刊本《乐府诗集》也可能有异文。此其三。
《乐府诗集》中郭氏的话通例是以“按下”同引文相区别；引文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楚的。例如：
《乐府解题》曰：“《左传》云：‘齐将与吴战于艾陵，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预云：‘送死《薤露》歌即丧歌，不自田横始也。”’按：蒿里，山名，在泰山南。魏武帝《薤露行》日：“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曹植又作《惟汉行》。(引者案：这一段引据相当繁杂，却没有丝毫的含混和歧义。直接引用称“日”，间接引用称“云”，层次井然)。4
而《木兰诗》的题注在所引《古今乐录》语和以下显系后人附语中间没有加“按”，也没有加以别的区分，结果弄得混淆不清。
后世不少人都把这两句连读。直至近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还是连“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一句一起转录，而且正文中不加说明地将韦氏拟作与之并列。这种错误主要应由丁氏自己负责，但也不能说和这个题注的混乱没有关系。今人徐中舒也把这两句话弄错了。徐先生说，“‘附人’者，著者以韦作附入于其《古今乐录》中也。”5也是把两句都当作《古今乐录》中语。这个题注到底是谁加的，出处如何，就中也涉及一个时代问题。此其四。
后世称前人官号不冠朝代，当用简称而不用全称(即使同一个朝代而不是同时的人，若用全称，也须说明是某某皇帝的时候)，如“阮步兵”、“陶彭泽”、“杜工部”、“岑嘉州”之类。因此，“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人”这句话，绝不会出于唐以后，当然也就不会出于郭茂倩，明为唐人语。从行文看，这句话显然是唐代与韦元甫同时的人编录乐辞时写上去的(这同以下要说到的《木兰诗》入乐时的情况恰好一致)。郭氏引前人一律指明出处；这里当是直接转录，故成例外。但不管怎样，这一句和“木兰不知名”一句之间总是有些含混不清。或者两句话同出一人。如果是那样，《古今乐录》一书为错引。此其五。
综上各款，可见《古今乐录》并未著录《木兰诗》，“木兰不知名”一句不足据。
若《木兰诗》真是尝著录于《古今乐录》，而且郭茂倩看到了，那么，同时代而早于郭氏《乐府诗集》的《文苑英华》一书就不当以为唐人韦元甫作。《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太平兴国年间)李防等二十多名学者奉敕编纂的一部书；所能利用的馆阁图书的条件不用说要比郭氏优越得多，二十几个人的识见当亦不下于郭氏。《古文苑》也认为唐人作的。《古文苑》这部书据传得于佛寺经龛中，唐人所藏，固不足凭信；但经韩元吉重编至章樵作注解，尚可信为和“郭乐府”先后略同的东西。再说，象《木兰诗》这样少见的优秀长诗被著录之后的二百年间竟未发生任何影响，甚至连提到它的人都没有，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宋人黄庭坚在《题乐府木兰诗后》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记载：
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6得于民间。刘原父往时于秘书省中录得。元丰乙丑五月戊申会食于赵正夫平原监郡西斋，观古书帖甚富，爱此纸得澄心堂法。与者三人：石辅之、柳仲远、庭坚。7
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信息。因了这条记载，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唐代人没有提出过《木兰诗》的时代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始于宋代，而宋代人如程大昌、朱熹、刘克庄等，8又都认为作于唐代。他们是多少有些根据的，唯得其大概而不能详也。因此多不能确指。这同唐代韦元甫“续作”《木兰诗》以及为什么《文苑英华》连原作都归于韦元甫名下诸事，可以互相发明印证。黄庭坚的这段话，讲清楚了韦元甫和《木兰诗》的因缘。
今人罗根泽和江慰庐都对这条资料作了错误的处理。罗、江二先生都是在“智匠已著录”这样一个既定前提下讲话的。一个说“韦元甫以前，《木兰诗》在士大夫间已有流传(杜甫已引用过)”，9一个说“风行天下，迄于唐初”，10 都是毫无根据的推断之词。江先生所谓“安史之乱”后“一度湮失”，韦元甫“重得”云云。也显然是虚构。
第一个借鉴《木兰诗》章法、诗句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这一点，南宋的刘后村就已经指出。这同韦元甫得《木兰诗》于民间的记载完全吻合。杜甫生于公元712年，死于公元770年。韦元甫生年不详，死于公元771年，两人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有人从民间得到这样一篇伟大壮丽的史诗，作为同时代伟大的人民诗人杜甫当然可能知道。既知道了，就有可能借鉴。这不消说是合情合理的。
奇怪的是，萧涤非先生和罗根泽先生却将这作为《木兰诗》产生在唐以前或北朝的重要证据。特别是萧先生。他继40年代《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之后，又在50年代发表了题为《从杜甫、自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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