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篇看(木兰诗)的时代》的文章，力图据杜甫、白居易、元稹的关涉《木兰诗》的诗篇进一步证明《木兰诗》产生在北朝。这是不会有什么说服力的。关于杜甫诗和《木兰诗》的关系，该文所列举的例证，除了萧先生和罗先生都曾举出过的《草堂》和《忆昔》的第一首，又举出《后出塞》第一首等几首诗，仍无非是说杜甫借鉴了《木兰诗》，当然也还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值得提出来一说的，一是《兵车行》中“耶娘妻子走相送”一句下据说为杜甫所加的“元注”：“古乐府木兰诗：‘不闻耶娘唤女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这一条注，萧、罗两位先生都曾援引过，这次萧先生又详加申订。11究其实，这条注是不是杜甫原注都没多大关系。萧先生苦心考索，要的也不是注解本身，而是“元注”称《木兰诗》为“古乐府”这一点。因据以得出结论：“依杜甫看来，木兰诗并不是他那个朝代——唐代的作品。”12“古乐府”究竟“古”到什么时代?从杜甫的时代上溯起，是不是一定要到北朝或者北朝以前才算“古”?其实，“古乐府”一语并非有什么确切内涵的概念。称《木兰诗》为“古乐府”，犹如称它为一首古代民歌一样；此外，尚指其诗体和风格所近。又由于人们不知道它到底出于什么时代(虽则诗是韦氏得于民间，但他也不能知道它作于何时。杜甫也没什么例外)，以为无非古诗之流。大多数本子削去这条注释，决非全是率意为之的。且有相反者，钱氏笺注本引作吴若注。从“耶娘妻子走相送”和“不闻耶娘唤女声”这两句诗中间也看不出任何脱化的痕迹，杜甫本无须特别加注。二是自居易《咏木兰花》诗。诗是这样的：“腻如玉脂涂朱粉，光似金刀剪彩霞。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萧先生说：“在古代，一首诗特别是一首口头创作的民歌由上而下的在封建文人中间普遍地流传起来，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现在自居易显然把木兰诗作为流传已久、人所共知的作品来处理，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木兰诗不可能是唐代……的作品。”13萧先生据以立论的前提就成问题。一篇文学作品，不管是口头创作还是文人创作，其流传的迟速，都并不由时间来决定。如说白居易在这里是“把木兰诗作为流传已久、人所共知的作品来处理”，但只从时间看，倒未尝不可以。因为白居易生在韦、杜既死之后。可是从白诗的内容看，则不然。诗的后二句以“从此”“应添”相关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女郎花”是创‘用“新典”。白居易另有《戏题木兰花》诗。该诗后二句也说：“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细玩诗句，诗人不是说对木兰的“曾作女郎”原本不知道，只是如今才恍然了悟么?不然，何以要说“怪得”?这正暗示《木兰诗》传世不很久。三是如何理解元稹的《乐府古题序》把《木兰》和《仲卿》、《四愁》、《七哀》并列。萧先生也说这并不能说明元稹认为《木兰诗》比其他三篇还要古老。那又何从表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呢?元稹是就这几篇诗是否曾播于管弦而言。14此外，萧先生还列举了岑参、李益、孟郊等用《木兰诗》词语(有的实系偶合)的诗句，更无助于说明问题。岑、李、孟诸人，比起韦、杜，除岑参算是同时，其余二人则是晚生后辈了。
从《木兰诗》影响于诗人的情况，可以约略知道《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决不能说《木兰诗》自陈代著录以后，长期遭到冷落，只是到了唐中叶以后才突然被人们认识。这是根本讲不通的。
《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说：《梁鼓角横吹曲》“自隋已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并以供大驾及皇太子、王公等”，“夜警亦用之”。又说：“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而分五部。”足见隋唐时代沿用了《梁鼓角横吹曲》，规模和施用范围都不断扩大。随着规模和施用范围的扩大，必然要不断地采录新的歌辞入乐，创制新声。
上面说过，《乐府诗集》在“梁鼓角横吹曲”一类下面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基本是《古今乐录》著录过的，第二部分是文人乐府，包括梁、陈至唐的各代作品。就中唐代占将近一半。这正反映着《梁鼓角横吹曲》的因革情况。《乐府诗集》保存的，大约就是唐代《梁鼓角横吹曲》的面貌。《木兰诗》既然编录在第二个部分的末尾，它入乐的时间不是很了然么。郭氏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只不过是因袭了旧有著录的体例。至于《木兰诗》为什么被编入《梁鼓角横吹曲》，自然和它的内容有关，《梁鼓角横吹曲》本为军中马上之乐。后世编纂的乐府诗大致因循郭氏《乐府诗集》的体例，如元代左克明的《古乐府》和明代梅鼎祚的《古乐苑》。但是左氏和梅氏都不明白“郭乐府”何以要把同属《梁鼓角横吹曲》的歌辞分作两类，以为大无必要，就干脆把它们合并。这样一来，两类歌辞的界限就泯灭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木兰诗》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吴兢的《古乐府》(原书已佚，15《木兰诗》一条保存在宋人曾钁所辑《类说》中)。吴氏在他的《乐府古题要解》一书中也曾提到。16这应该是《木兰诗》因韦元甫而传世以后的事。很可能《木兰诗》面世之后即传人宫廷而播于管弦。韦氏得诗以后自己拟作了一篇。因为有此一节，这篇无主名的民间作品渐而讹传为韦元甫作，便毫不足怪。后世人无从知道委曲，乃至宋代，《木兰诗》的时代和作者都成为问题了。
《木兰诗》产生在隋末或唐初
《木兰诗》开头八句和《折杨柳枝歌》几乎完全相同。后者是全篇，前者是断片，很明显是前者截取后者。移植的痕迹宛然可辨。截取旧有歌辞作为一首新歌的开篇起兴，是民歌创作中常见的手法。《诗经》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汉乐府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开头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二句，就是从《艳歌何尝行》来。
对于这样的现象，应作如何解释呢?
萧先生说：“木兰诗首六句，与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歌‘敕敕何力力’二曲，几完全相同，足证其为同时同地之作。”17罗先生说，《折杨柳枝歌》“和《木兰诗》的前几句全同，显然有相互关系，彼由被梁朝采用可以断定不会晚于西魏，《木兰诗》也应与时代相近。”18
歌辞的某一部分“几完全相同”，就能证明“为同时同地之作”吗?这种说法是难于成立的。上引《孔雀东南飞》和《艳歌何尝行》之间，连诗的形式都有很大差异，前者是成熟时期的五言诗形式，后者是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时期的形式，更无法证明为同时同地。恰恰相反，原歌和采用者之间，只有是古今、先后的关系，才是合乎逻辑的。所谓“彼由被梁朝采用”就可以断定“不会晚于西魏”，而且《木兰诗》就也应该“与时代相近，则完全是主观臆断。
《折杨柳枝歌》题下共包括四首歌：
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梁鼓角横吹曲》另有《折杨柳歌辞》，同题五首：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
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羁。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婆。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弱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前题四首歌，实则两个内容，第一首和后三首不相连属。后题五首歌，内容互不相关。是杂凑在一起的。两题的第一首歌辞大同而小异，可以肯定是同一首歌而有异文。《旧唐书·音乐志》说：“梁乐府有‘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原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是也。”也只称这一首为《折杨柳》(即《折杨柳歌辞》)。可见《折杨柳歌辞》只有一首，其余七首都不是。
不难看出，前题后三首歌的题材、风格，和作为典型的北朝民歌的第一首迥别。这就是说，《折杨柳枝歌》题下只有三首歌。《折杨柳枝歌》载于《乐府诗集》中的《梁鼓角横吹曲》，但《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梁鼓角横吹曲》的曲目中却不见这个名目。上文说过，《乐府诗集》依据的是梁以后的乐籍，所录《梁鼓角横吹曲》已不是《古今乐录》著录时的面目。
南朝乐府民歌《西曲歌》中有《攀杨枝》、《月节折杨柳歌》，皆咏男女相思，与《折杨柳枝歌》内容、风格相近似。此外，梁元帝、陈后主都有《折杨柳歌》，也属于这一类。可见，《折杨柳枝歌》是南朝民歌。梁用北朝乐府曲。难免要羼杂进本朝乐曲，绝不会是那么纯的。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谈到《梁鼓角横吹曲》由梁代到唐代的沿革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北朝曲《折杨柳歌辞》和南朝曲《折杨柳枝歌》，盖因题目相近以致混淆。
《梁鼓角横吹曲》还辑录《地驱乐歌》同题四首：
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柙19杀野羊。
驱羊入谷，白20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不可与力。
前两首和后两首格调又自不同。即如同是描写儿女之情，第二首表现感情，直出直入，毫“没遮拦”；第三首和第四首则表现得悱恻缠绵，尽管一写热恋，一写失恋，情调却没有什么不同。第二首的女主人公是道地的北方女性，第三首、第四首很像南朝乐府民歌。
《古今乐录》日：“‘侧侧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21所谓“今歌”，即梁陈时歌。
《乐府诗集》卷八十八载《晋明帝太宁初童谣》一首，歌辞曰： “恻恻力力，放马山侧。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这首歌的时代在题目中已经标明：东晋太宁初年。
上举《折杨柳枝歌》、《地驱乐歌辞》和《晋明帝太宁初童谣》分别有“敕敕何力力”、“侧侧力力”、“恻恻力力”的句子。“敕敕”、“侧侧”和“恻恻”同音异字，都是表感叹词语，六朝以前不见，北朝也不见。
既然《折杨柳枝歌》是六朝的东西，那么，截取《折杨柳枝歌》作为开篇的《木兰诗》便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于六朝以前，应该是比《折杨柳枝歌》更晚。
以下我们还将从《木兰诗》中所反映的名物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它的语言风格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全面的考察。 一、府兵制。根据诗中自市鞍马的情节，可以认定，《木兰诗》产生在府兵制实行以后。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但未见有成文。当时的情况是“自相督率，不编户贯”；“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李弼等传附录》)与诗中所写不合。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是隋以后的事。《隋书·食货志》云：“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入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