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

    从“植时从焉”一句的语气就可看出此序是事后追写的，并非建安十六年原作。这类现象在曹植集中是不少的，如《侍太子坐》，题中作“太子”，诗中却只称曹丕为“公子”，这诗题也显系后来改拟，非作诗时原有。所以丕、植之间的斗争，很难说一定就是曹植在夺曹丕既有的太子地位。廖文还引了《魏志·贾诩传》的一段文字，来证明是曹植要“夺宗”，但那段文字是这样的：“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可见是“各”方都在夺，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当然，在夺嫡之初，曹植是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形势对他比较有利，这是事实。但这种形势的出现，也不能说就是曹植及其支持者“处心积虑”地“用术”的结果。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因素毋宁说是在曹操身上。是他看到曹植多才，“特见宠爱”，产生了曹植“最可定大事”的想法，才形成了那种局面。至于杨脩、丁氏兄弟等的“吹嘘捧场”，也不可能起决定作用。《魏略》说丁仪“……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这里清楚地表明，是曹操本人先有立植之意，丁仪等只是顺着他的意思“共赞之”而已。他们这些当着曹操之面的“赞”，言过其实，胡吹乱捧是不免的，“用术”、“阴谋诡计”却还说不上。

    关于“豫作答教”事，亦载于《世语》：

   脩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

对这件事，郭、张、廖三文都把它当作曹植与杨脩“勾结的阴谋”的典型例子来谈。但是我认为，三文对这段记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体味原文，其实这里同曹植没有什么大关系，它只是发生在杨脩与曹操之间的一个事件。这段记载说的是，杨脩担任着丞相主簿。主簿居掾史之首，是长官的重要助手，管文书及庶务，当然要经常在府中人值供职。杨脩同曹植交好，每当要去曹植那里时，他怕走开后自己的工作会有阙失，就忖度着曹操的意向，豫先写好“答教”十余条，指示门下吏员：曹操的“教”下来，就把“答教”依次呈送进去。由于门下送得太快，“教”刚出，“答”已入，使曹操感到很奇怪。推问门下，终于弄明真情。

    理解《世语》这段记载，我认为关键在于其中所说的“教”。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文心雕龙·诏策》)。这是一种专门文体，是官长对下级的指示。我们检看今本《曹操集》中共有“教”七则，它们是《授崔琰东曹教》、《决议田畴让官教》、《与韩遂教》、《征吴教》、《原贾逵教》、《合肥密教》、《赐袁涣家谷教》，都是对部下官员所发。其中二则(《征吴教》、《原贾逵教》)对贾逵发，而贾逵就是杨脩的同僚、三名丞相主簿之一。至于曹操对诸子，却并无发“教”之例，今本《曹操集》中对诸子所发的，有《诸儿令》、《立太子令》、《高选诸子掾属令》、《又下诸侯长史令》、《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五则全是“令”，没有一则称“教”。由此可见，《世语》中所说的“教”，是曹操给主簿杨脩的衙门公文，不是给儿子曹值的。正因此，《世语》说杨脩写好“答教”后，他直接交给了“门下”，而没有说他交给曹植。

    反过来，倘若按郭、张、廖三文所说，曹操是给曹植发的“教”，杨脩去替曹植写“答教”，那就不但不合以上所说曹操发“教”的通例，而且在事理上也讲不过去。第一，《魏志·陈王传》说得很明白，曹植在幼年时就“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文思非常敏捷。曹操起先怀疑有人替他捉刀代笔，他却反驳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后来真的面试，他“援笔立成”，曹操很惊讶。这样一位使当时许多文人折服，并得了“绣虎”雅号的曹植，居然要请别人来替他写“答教”，而且一下子就要代写十余条，实在难以想象。第二，具体到杨脩文才，曹植是做过评论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把杨脩与王粲、陈琳等并提，说“足下高视于上京”；但是他接着又说：“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可见他对包括杨脩在内的“今世作者”，并不怎样佩服。所以要说他请杨脩来代笔，也极不可能。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曹植自己写不了“答教”，而且正是请杨脩代写，那么，杨脩写好了理应交给曹植才是。但是《世语》中却明明写着杨脩交给了“门下”，由“门下”直接进呈曹操，不仅没有说给曹植，连经曹植之手都没有提到。这不是太蹊跷一点么?

    总之，  《世语》所载“豫作答教”事，其性质正如著名的“鸡肋”故事一样，只是杨脩自己在对曹操耍他的小聪明。要说他玩忽职守、欺哄上司，都无不可，但要说这就是他勾结曹植“惯弄权术”的证明，就未免言之不实了。”    当然，把“豫作答教”解释为杨惰替曹植“代作答教”，不自郭、张、廖三文始，《三国演义》第72回里就是这样写的：

   ……脩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来答教告操，操见了大怒日：“匹夫安敢欺我耶!”……

    这里的描写固然热闹生动，但显然与历史上的曹植其人其事不合。对于这里面的矛盾，毛宗岗是看出来了的，他批评说：“子建亦请人代笔耶?”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小说中容许虚构，我们不去苛责，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沿用小说的方法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郭、张、廖三文所举出的四条理由，其实都不足以证成曹植“用术”、搞“阴谋诡计”。其中第四条与曹植无关，第三条本身是一种不很可靠的推理，即使推理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用术”的结论；至于第一、二条，则不但不能作为“用术”的证据，而且恰恰表明了曹植颇不会用术。

    郭、张、廖三文同时又都以很多文字来为曹丕的用术辩护。我认为，三文的辩护也是缺乏力量的。曹丕究竟有无“用术”，这也应当根据史实材料来说话：

    (1)《魏志·陈王传》注引《世语》：“(杨脩)与丁仪兄弟，皆欲以值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日：‘何患?明日复以簏内受绢车内以惑之，倚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脩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2)《魏志·王粲传》注引《世语》：“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蓄侯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日：  ‘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成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3)《魏志·陈王传》：“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裴注引《魏氏春秋》：“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也。”

    第(1)条材料，不知是什么缘故，郭、张、廖三文都没有说及。这是丕、植及其同党双方斗法事件。在这事件里，杨脩采取的行动是到曹操那里去告曹丕、吴质的状，告状自然有他的倾向性，但他说的还是实话。而曹丕与吴质的行为，起先是鬼鬼祟祟地密“谋”，当行迹被发觉后，又设计引导对方上当“受罪”。是哪一方在“用术”，还不清楚吗?

    第(2)条材料，三文都提到了，但都否认曹丕是用术者。当贾文列举此史实，指出吴质“经常以诈术教文帝”时，张文还辩解说“事情恐怕也不能完全作这样解释”，“吴质教曹丕虽然是做作，但还顺契人情，而杨脩教曹植斩门夺出，却简直是暴戾恣睢了!”又说“况杨惰阴伺操旨，给曹植豫作答教，焉知植此番送行，‘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事情究竟应作何解释?我认为，从材料本身看，丕、植二人的表现，一伪一真，是不容误解的。曹植的“称颂功德，发言有章”的表现，我们可以说他夸夸其谈、卖弄文才，但他并没有矫情伪饰，他的一贯性格作风就是如此；而且这种事上文已经说过了，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完全毋需请别人“预先作好”。张文按照自己对“豫作答教”事的不确理解，用“焉知……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这种方式，来推测史料中所没有记载、也与曹植平生作为不相合的情节，这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至于曹丕在这里的作为，他始而“怅然自失”，这当是真实心情的表露；但后来经过吴质的“耳曰”，一变而为“泣而拜”，却完全是精心策划下作出的虚假姿态。张文承认这是“做作”，很对，但又说“还顺契人情”，就是强为之说了。用做作的姿态讨得别人的同情，用并非出自真意的表演来骗取“诚心”的评价，这不是“顺契人情”，而是伪善。

    第(3)条材料，郭文、张文也说及了。但是，郭文辩解说，曹丕“逼醉”曹植是“未必出于有心”。记载中明白写着“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还能说不是有心么?郭文大概自己也觉着这样说颇难于服人，于是又接着说“即使认为这就是文帝用诈术，但曹植与杨脩的暗通关节以争父宠，又何尝不是用术?”郭文不得已勉强承认此事中曹丕“即使”用了诈术，随即就又不举出任何事实地将杨脩和曹植拉来陪绑，曹丕用术，曹植也是用术，两人不分轩轾，在伯仲之间!郭文在这里的论证方式，其缺陷是颇明显的。贾文驳郭文这一段，说作者“讲起歪理来了”，“偏要打反头官司”。这两句话后来引起了张文的愤慨。我认为，贾文在批评用语上未免尖刻了些，但郭文本身存在的缺点是首先应当看到的。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翼、杨脩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肜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这里把争太子位的基本过程，丕、植双方各自的基本表现——包括用术与否——说得都很清楚，与其他史料中反映出的情形也完全符合，不妨可以把它看作是个结论。

    当然，有两点意思也是必须说清楚的，第一，我们讨论丕、植在争太子位中的表现，目的只在于澄清有关史实，因为这对于评价曹植(当然也有曹丕)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里丝毫没有谁该当、谁不该当太子的用意。争立太子，或者“夺宗”、“夺嫡”，一般来说，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牵涉的方面往往很多很复杂，个中的是非很难作简单的判断。丕、植争立事件，同样如此。第二，我们讨论曹丕、曹植用术与否，也并不意味着要对丕、植兄弟作总体性的褒贬。前期的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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