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后期曹植的问题

    关于后期(黄初、太和年间)曹植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1)曹植政治上、生活上是否受到特别苛待?(2)怎样评价曹植的不满情绪?

    在前一个问题上，廖文谈得比较多些，其论点与一般说法的不同之处是认为，曹魏统治者对待同姓诸侯王虽然“比过去的朝代苛刻”，“但是，以对曹植来说，却未见得比别的同姓诸侯刻薄”。这说法我以为是不够确切的。实际情形是，曹植在黄初、太和年间，无论政治上、物质待遇上，都受到比其他同姓诸侯王更加刻薄的对待，这种苛待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曹植在黄初2年前后，曾经被两次治罪。这是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是“黄初2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魏志》本传)，第二次是在由安乡侯改封鄄城侯之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枉所诬白，获罪圣朝”(《黄初六年令》)。两次获罪起因，都是曹丕派出的“监国使者”、“防辅吏”奉曹丕之旨，制造借口，构陷而成。而两次获罪结果，都差一点被议成“三千之首戾”，有性命之虞，幸赖生母卞太后一力回护，才得免于“大辟”惩处。此后虽然再没有发生治罪之事，但黄初4年他由鄄城徙封至废丘，“又为监官所举”(《黄初六年令》)，可见仍旧在曹丕使者的严厉督责下讨生活，随时都有获罪的可能。这种被两次治罪的情况，在当时曹丕诸弟中是仅有的。

    其次在封爵方面，他也有异于诸兄弟。他在“贬爵安乡侯”时，诸兄弟都是县侯，惟独他是乡侯，低了一等(详见拙文《曹植生平八考》，载《文史》第十辑)。黄初2年，诸兄弟“进爵为公”(《魏志·任城王传》)，他只是被改封为鄄城侯，还是低一等。黄初3年3月，“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魏志·文帝纪》)，这十一人中不包括曹植。“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文帝纪》)，可见他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王爵。即使这样，他的这个王爵实际上还是比诸兄弟低一等，因为鄄城王只是个县王，其他诸王却都是郡王，如曹彰的任城王、曹宇的下邳王、曹衮的北海王等，都以郡为国。到了黄初5年，曹丕下了一道诏令：“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把所有郡王都改为县王，曹植才在爵号上同他的兄弟们处于平等地位。所以，不能说“曹丕作了皇帝后虽然对他很不放心，加以拘束，但是在封爵等方面仍然给以一视同仁的待遇”(廖文)。

   另外，在具体物质待遇上，曹植也不如诸兄弟。《魏志》本传载：“时法制待蕃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可知他只享受诸侯王减半的待遇。由于史料有限，我们现在已找不到很多“减半”的事例。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食邑户数。这是衡量封爵者经济待遇的最主要标志。曹植的食户情况，据本传记载是这样的：他在建安16年初封平原侯时，食户五千；22年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2年被治罪，“我削我黜”(《责职诗》)，在贬爵安乡侯的同时受到削邑处罚。削去多少?具体数字阙载。不过我们从黄初3年4月他被封鄄城王时食邑仅二千五百户，可以推算出当初削去很多，大约削剩千户左右。因为这两千五百户，是他经过了由安乡侯转鄄城侯再转鄄城王的两次升爵增秩才达到的。黄初6年，曹丕又给他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数目，直到太和6年，曹彀最后一次给他增户五百，共三千五百户。而同期他的兄弟们食户情形如何?我们可以看曹彰。据《魏志·任城王传》载，彰于建安年间的食邑数是五千，只等于曹植的一半。而在曹丕即位后，就“增邑五千，并前万户”，直到黄初4年6月去世，还是这个数目。两两相较，对比鲜明，曹植在鄄城王时期的食邑数只及曹彰的四分之一，至于安乡侯时期则还大大少于四分之一。可见“事事复减半”的说法，揆诸事实是不算夸张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可以说曹植后期特别是在黄初年间，政治上生活上都受着苛待，这是有史实作依据的。这些苛待，也显然不是所有同姓诸侯王的普遍遭遇，这里确实表现着曹丕及曹叡对曹植的迫害。

    后一个问题，关于怎样评价曹植后期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廖文也谈得较多。其基本观点是：“曹植在后期生活中牢骚怨愤之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政治野心遭受挫折”，“其次，曹植本人的豪华享受的欲望也比别人特别强烈……”。这说法我以为有一定道理，但也还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

    曹植后期的痛苦或不满，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诚然，曹植在政治上有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机会，因而心怀不满和苦恼，这情况是有的，我们看他《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求自试表》等文章，这种情绪表现得确实颇强烈，“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臣……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等等。但是，曹植的抱负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其中包含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对此下文还要详说)，所以“野心”之说似乎过于严厉了些。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一点，上述这些文章，全都作于太和年间，这只须查一下《魏志》本传即可明了；而在黄初年间，他却并没有写过此类文字。当时曹植也有痛苦，而且痛苦的程度比太和年间更甚，但究其原因就与“野心”更加不相干了。

    上文已经说过，曹植在黄初年间两次被治罪。他差一点“将真于理，元凶是率”(《责躬诗》)，他丧失了人身自由，在封地上形同“圈牢之养物”，而且时时受到“监国使者”、“防辅吏”的“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黄初四年他到洛阳“会节气”，是“科头负铁锧，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然而曹丕“犹严颜色”，并不稍予见怜。在这几年里，他的最强烈的考虑就是求生。他曾在《上责躬应诏诗表》中写道：“窃感《相鼠》之篇‘天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问题上的恐惧。所以，他在黄初时期的痛苦，主要是属于“忧生”性质，而不是还想在政治上捞些什么。正因此，我们看他在黄初中写的表令文字，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要求之类，只是一片诚惶诚恐的气氛。这是不能以“政治野心遭受挫折”来概括的。

    曹植后期的不满痛苦，同他“豪华享受的欲望”，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廖文列举《箜篌引》“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以及《名都篇》中的一些游猎、宴饮描写，指出曹植前期生活的享乐倾向，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名都篇》，过去一般把它解释为对贵游子弟的讽刺，廖文提出它是自叙之词，很是。作为一名过惯了优裕生活的贵介公子，曹植在后期过不来相对艰苦的生活，他在怨怼中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有时甚至夸张地说“饥寒备尝”，这是确实的。不过，若说曹植的豪华享受欲望特别强烈，他后期的不满主要在这一方面，就不见得妥当了。首先，象曹植《箜篌引》、《名都篇》中的那种描写，在建安诗人中并非绝无仅有。即以曹丕来说，他就写过“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铜雀诗》)、“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于谯作》)、“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旁，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功拙更胜负，欢乐美人肠”(《夏诗》)等等，这些诗句，不见得就比曹植的那些描写逊色多少，要谈“豪华享受”，这些恐亦应算入。此外，刘桢、阮璃、应埸等也有类似描写，不过数量较少罢了。所以“特别强烈”之说，还可以斟酌。退一步说，即使“特别强烈”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曹植后期的痛苦源出于此的结论。关键在于，在后期，曹植过的是“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袁子》)的生活，在那种严重政治迫害下，很难设想曹植还有心思去想望“豪华享受”。我们去看曹植后期的诗文，无论黄初还是太和年间的，里面写了多少“豪华享受的欲望”呢?可以说极少。而廖文所举的几条“豪华享受”的例文，却都可以判断是曹植前期所作，以前期作品来证明他后期的“欲望”，这无论如何是显得勉强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认为曹植在后期，特别是在曹丕黄初年间受着政治上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苛待，是不能推翻的事实。而他在后期诗文中所表露的痛苦和不满，主要源出于这种迫害和苛待，不能仅仅以个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释。他的痛苦和不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也是不能予以否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他政治生活体验中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与矛盾，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并不存在拔高或夸大曹植其人的问题。

如何评价曹植文学成就的问题

    郭、张、廖三文都认为曹植得到的声名过高了，三文对文学史上关于曹植成就的评价都提出了某种异议。不过三篇文章论述的问题及具体论点又是不完全一致的。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郭文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箋》)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

    再看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