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日常生活中多方面的相互关怀。这是人与动物配偶关系的最大区别。《诗经》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朴实真率地表现了这些丰富的感情。如果认为《诗经》里那些表现男女恋情和夫妇相思的民歌作者看见什么都可以和性事、生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探测到了诗人观察和联想的深度，那么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在否定了郑笺孔疏把一切比兴取象都指向礼义政教的义理说之后，走到了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是把各种比兴都指向两性关系的另一种义理说，穿凿的思想方法相同，不同的只是前者把诗经作者都看成教化的典范，而后者则要探测出尚未经过教化的初民们最原始的生存的本质。正因为这样，隐语说对于具体作品的解释，又因为要凿实其所比附的事物及其含义而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歧。
隐语说的许多解释是以《周易》的卦象为根据的。古代学者早就注意《易》和《诗》的联系，朱熹说:“前辈也会说易之取象，似《诗》之比兴，如此却是虚说，恐不然。”23 顾炎武《日知录》有不少段落联系《诗经》的章句来说易。章学诚也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24 《易》取象和《诗》比兴的相似主要体现为都借象来寓意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但《易》象与《诗》的比兴之象究竟是怎样的表里关系?赵沛霖先生认为原始时代某些物象所具有的宗教观念内容，引起初民对物象的习惯性联想，这种联想运用于《诗经》便产生了兴象，运用于占卜便产生了《易》象25 。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诗经》中也确实有一些与原始图腾信仰有关的兴象，如凤凰、玄鸟、麟等，当是远古的观念在周民族心理中的遗存。但是如果仔细对照《诗经》和《周易》相同的取象，就会发现二者的联想方式完全不同，同一种物象所包含的观念内容也异多于同。《周易》卦辞可供研究者参考的只是周人对于某些现象的吉凶观念，可能会影响诗人的联想。《周易》中的象多数来自一般的生活现象，从中可以看出周人对这种现象的反应，有助于理解《诗经》中同类兴句取象引起的情绪。比如《震卦》:“震来，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讲了打雷时人们或惊恐或镇定的不同反应，种种不同表现只能说明雷是令人恐惧不安的现象。所以《小雅·十月之交》说:“烨烨震电，不宁不令。”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召南·殷其雷》里以雷起兴，下接“何斯违斯，莫敢或遑”的应句，是表现主人公听到雷响时为外面的征夫担忧不安而不是隐语说所谓的“男女交欢”的联想。
《易》和《诗》最相似的例子就是《豳风·九》:“鸿飞遵渚，公归无所”，“鸿飞遵陆，公归不复”。可与《周易·渐卦》:“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作比较。渐卦是卜问女子出嫁吉利的卦象。但九三这一爻表示的却是凶，其爻辞与《九》都是以鸿飞近陆地的现象与夫不归相联系。因为无法确定这篇诗和《周易》卦辞的时代先后，很难说诗人的联想是受到卦辞的影响，但大体上可以据此猜想周人的观念中存在着“鸿飞遵陆”表示不吉利的看法，是诗人取以为兴的原因。但是同一卦里的“六二:鸿渐于磬，饮食衍衍，吉”却与《诗经》“鸿飞遵渚，公归无所”的意思是相反的。“磬”按《汉书·郊祀志》作“般”，孟康注:“水涯堆也。”“渚”也在水涯。同样在水边，《九》诗说“公归无所”是凶，《易》却说是吉。可见周人吉凶的概念并不是根据鸿雁在水边还是在陆地来判断的，联系渐卦中所有的爻辞来看，我们发现吉凶其实与鸿渐于何处无关。鸿所渐的“磬”“陆”“木”“陵”“阿”都只是为了和下旬的“衍”“复、育”“桷”“孕、胜”“仪（读如阿）”押韵。这一点倒与《诗经》的兴有类似之处。但其观念的差别又令人想到:即使是文字如此相似的《周易》卦象，也不能完全成为判断《诗经》比兴含义的根据，因此要以卦爻辞的象为解诗作旁证，必须实事求是、谨慎对待。《易》和《诗》中同类的取象不多，但为了比较其联想方式的异同26 ，不妨逐一考察:
鱼在《周易》中可见于《剥卦》:“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闻一多解宫人即后妃之类，“贯鱼”就是宠幸宫人的隐语。且不说贯鱼即“天子将祭必先司射于泽”（《礼记·射义》），为祭祀前的一种射礼。即使闻说勉强可通，那么《中孚卦》的“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也无论如何不能作隐语解。豚鱼是一般的祭品。这里说真诚地奉祭，就会吉利，隐语说认为这吉“无非是丰收和多子”27 ，纯属推想。因卦辞明明是说有利于过河、占问。至于《暌卦》中“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九四:包无鱼，起凶”两 条，只能证明厨房有没有鱼是无灾还是有灾，当与贫困和富裕有关。而鱼不宜招待宾客的说法与诗经里多次描写以鱼待客也不一致。所以这些卦辞都不能证明鱼就是求偶生子的隐语。
雨在《周易》中有几处提及。如《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不下雨的密云来自西郊象征通顺。“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下雨又止和得到车载这两个不相干的象，说明妇人占问凶，这其间没有什么事理逻辑的联系。和隐语说认为下雨象征夫妇性事调和的意思正相反。而《暌卦》:“上九:暌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这一段是隐语说把雨和婚嫁联系起来的“硬证”。但从爻辞意脉来看，遇雨则吉是指旅人先遇鬼为凶，看清不是鬼而是迎娶的，便化解了疑团，再往前遇雨，这一系列事都是象征旅人逢凶化吉的，遇雨者是旅人而不是婚媾者。而且以这一卦和《小畜·上九》相比，也可以见出《易经》中的雨没有固定象征的特点，有时主凶有时主吉。也不能证明《诗经》里的雨都是两性关系的暗喻。
又如《诗经》里常用于兴的葛，也见于《困卦》:“上六:困于葛，于 臬危 ，曰动悔有悔，征吉。”葛成为形容困境的物类，与《诗经》中取其连绵之状起兴完全不同。又如狐也在《诗经》中屡见，《周易》《未济卦》:“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小狐狸将渡过河时，打湿了尾巴。是无利、未成功的说明。而《卫风·有狐》中的狐虽然也“在彼淇梁”，但兴起的却是“之子无服”“无带”“无裳”的感叹，其联想点在狐狸的皮毛温暖。二者都与求偶无关。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周易》中的象在不同的卦爻辞中随机变化，有时和《诗经》同类取象的兴义似乎相似，但取义不同的例子更多。这事实说明:周代由原始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习惯性观念”可能分别成为兴象和《易》象，但二者在《诗》和《易》中体现的意义却不一定相同。《易》象只是用一种或拼合几种生活中可能有的现象来说明吉凶的概念及其转化的关系。这种象与义的关系甚至不是比喻式的附理切象，而只是一种示例或图解。因此考察《易》和《诗》的关系，只能说二者以象明义的基本方式相通，所取之象都与生活经验的积累有关。但二者取象的目的和联想的方式截然不同。易象是在生活现象中取例，对吉凶这类经验的说明和简单图示;而《诗经》兴句取象来自与生活经验有关的常见事物引起的触发和联想。《易》的同一类象没有确定的象征意义，甚至没有暗示吉凶的固定含义，因而不能作为《诗经》“隐语”的证据。把“隐语”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物象，就不难看出，初民睹物起兴时，直观的经验是联想的触发点，这是兴体的联想方式中最简单直接的一种。
三
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
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
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
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
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
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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