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大雅》中《板》、《召旻》和《瞻卬》三诗的作者，前人多存异说。概言之，主要有四:一为毛《序》之二凡伯说，二为汉申培《鲁诗故》之《瞻卬》、《召旻》为尹伯奇作说，三为清魏源《诗古微》之凡伯即共伯和说，四为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民劳》与《板》同出一人之手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已详辩申氏之误，此不赘述。现在考辨后三说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
清魏源《诗古微·大雅答问下》给我们透露了四条很重要的信息:一是在周厉王流彘至周宣王即位的十四年间（前841—前828）共伯和曾摄政称王，二是周桓王时聘鲁之凡伯与作《瞻卬》、《召旻》二诗之凡伯不是同一凡伯，三是周厉王时作《板》诗之凡伯与周幽王时作《瞻卬》、《召旻》二诗之凡伯不是同一凡伯，四是周厉王时作《板》诗之凡伯即共伯和。关于共伯和摄政称王之事，先秦古籍多有记载，现当代学者如郭沫若、杨树达、屈万里、晁福林等均认为共伯和就是出现于西周晚期金文材料中的“白龢父”，这一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除了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所提供的三条证据之外，笔者可再补五证:两周金文“伯”多作“白”，则“白”为“伯”之本字，当其爵称;“父”即“甫”，男子之称，当其表字;“龢”为“和”之古字，《周语下》“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龢之”可证，“和”当其名。那么，“白龢父”即“伯和甫”，此一证。《卫世家》称釐（僖）侯太子余为共伯余，其弟和亦可曰共伯和。那么，伯和父即共伯和，此二证。从铭文内容看，伯和父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仆驭、百工、奴隶，并有专人管理，有如此规模藉田者非天子、诸侯及执政卿莫属，此三证。《师□簋》为周宣王元年器，则同年《师兑簋》（一）、三年《师兑簋》（二）、十一年之“师和父”与十二年《□钟》之“和父”，即《师□簋》之“白龢父”，此四证。周宣王五年《□生簋》（一）、六年《□生簋》（二）有召虎（召穆公），五年《兮甲盘》、《兮伯吉父簋》有兮伯吉父（尹吉甫），十二年《不□簋》有公伯（秦庄公子），则“白龢父”（“师和父”、“和父”）与召穆公、尹吉甫、秦庄公子公伯同为周宣王时代人，此五证。
我们将杨氏三证与此所补五证结合，足证金文资料之“白龢父”、“师和父”、“和父”即现存文献之“共伯和”。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干王位之共伯和即卫武公。据史书记载，共国是以夏商时代的共（今河南省卫辉市）为中心发展形成的一个诸侯方国，西周初年三监叛时，周公东征，封其弟康叔于卫，共亦当在此时为卫所并。
《诗·鄘风·柏舟》毛《序》:“《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郑《笺》:“共伯，僖侯之世子。”则《柏舟》毛《序》之“卫世子共伯”即《卫世家》“太子共伯余”。卫釐（僖）侯世子“共伯”之妻曰“共姜”，足见其食采于共邑，以采邑名而称共伯。那么，世子余早死后，次子和继兄余为世子仍封于共为采邑，故亦可曰共伯，自然同共伯余一样有共伯和之称了。
范文澜认为:“卫康叔封世子中旄父为庸伯，康叔死后，庸伯继位。自后卫国世子有受封称伯的惯例。卫僖侯封世子余为共伯。” （《中国通史》第一册） 卫康叔子仲旄父排行第二，受封为世子称伯;那么，卫僖侯次子和继兄世子共伯余为世子并受封共邑，亦应称共伯和。果如此，则卫武公，姬其姓，和其名，共其采邑，伯其尊称，故可称其为共伯和。《楚语上》:“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此称“睿圣武公”显然为共伯和卒后之美谥;卫武公佐周平戎有功而继先祖之职入周王室为司寇，可谓“克定祸乱曰武” （《逸周书·谥法解》） 之君。则共伯和称为卫武公者，卫其国，武其谥，公其爵，故生前称之曰共伯和，薨后自然称之为卫武公。
那么，卫世子共伯和继位为卫君后何以仍称其为共伯和呢?因为，周人徙封异地时原封之国或邑名不变，新封之国或邑仍沿称原名，此乃其封土授民之通则。如康叔始封于畿内之国康（在今河南省禹县、临汝县之间）时已有“康叔”之称，而其徙封于卫后仍称卫康叔，“康”之称不废。故卫釐（僖）侯次子和继其兄余为世子而袭封其采邑后仍称共伯，继卫君后仍沿用共伯之称。那么，卫武公之兄余曰“共伯余”，而卫武公名和，正合“共伯和”之称。
笔者此说亦有金文为证，周幽王元年二月器《禹鼎》、《南宫柳鼎》、《敔簋》之“武公”即卫武公，且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器《□钟》记井（邢）人为和父作钟，周幽王元年二月器《禹鼎》记井（邢）属卫，则“白龢父”（“师和父”、“和父”）即卫武公，亦即共伯和。
我们在商代卜辞中发现，在天邑商西部水（即沁水）东侧有凡地，为商王狩猎之所。凡地距天邑商西部之榆（今地不详）、家（今地不详）、宁（即泞，地在今河南省修武县之沁水流域）、雍（地在今河南省修武县西、沁阳县东）、楚（即楚丘，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诸地不远，均属于天邑商之地（即所谓商王畿之地）。此天邑商西部之凡地即文献所载周凡国之地，则周公旦东征后将其地分封于其子凡伯为诸侯国。
据史地资料可知，凡城在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二十里。又据隐七年《经》、《传》可知，戎
实执凡伯且胁迫他与之同归，此后（前716）， 《春秋》及三《传》凡伯均不再见;盖此时凡国始灭，成为卫国之凡邑。
由此可见，共、凡本为二国，共国比凡国灭亡至少要早九十七年;共、凡后为卫之二别邑，两城相距二十里。我们由此进一步推论，共伯与凡伯应为二人;那么，周厉王流彘之后、周宣王即位之前十四年中摄政称王的共伯和，自然就不是作《板》诗的凡伯了。魏源《板》诗作者凡伯即共伯和的说法不能成立。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在分析《板》诗时，从《板》与《民劳》两诗“戒王”和“警王”之主旨与“用大谏”之创作动机相似入手，认为两诗当为与周厉王时勋旧之臣召穆公和凡伯地位、才情相似者一人所作，由此否定了毛《序》关于召穆公之《民劳》和凡伯之《板》的著作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因为诗旨相类的诗篇未必是一人手笔、而一人手笔未必是诗旨相类的诗篇。其次是《民劳》与《板》两诗的艺术风格不同。这两诗均具有西周衰微之世凄苦忧愁的时代风格特征，但具体作品之间的差别很大。《民劳》全篇重章叠唱，以“无纵诡随”为一篇之主，章法于整齐中见变化，渲染出一派“国将乱矣”的严峻气氛;《板》在艺术上则显得更为成熟，尤以比喻见长，如诗之六章，为了形容“天之牖民”，连用“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六个明喻，取喻奇特，喻意贴切，喻体虚实相间，将本体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生动。
诚然，就一个时代而言，作家作品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志;就具体作家而言，其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作家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但是，从周宣王以降至两周之际所涌现出的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张仲、卫武公、家父和凡伯等诗人中，还没有哪一位作者能达到作品风格多样化的地步，更不要说像方氏所说的“借重”周厉王时“勋旧”之臣召穆公和凡伯之“名”者了。因此方玉润《民劳》与《板》两诗出自一人之手说是不可信的，而毛《序》所谓《民劳》为召穆公所作、《板》为凡伯所作的说法是可信的。
那么，作《板》的凡伯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毛《序》确指为厉王之时。《诗·小雅·节南山》孔《疏》申之曰:“《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则不得下及幽王时矣。”孔氏这一推论是以《板》诗作者确系周厉王时之凡伯为前提的。然毛《序》、孔《疏》及其他从毛《诗》说者，均未提出《板》诗作者确系周厉王时之凡伯的确证。至《后汉书·李杜列传》李固引《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而云“刺周王变祖法度”，与毛《序》“刺厉王”异，由此可见其不以《板》诗为周厉王时所作。据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释》引常璩《华阳国志》“固父命师事鲁恭，习鲁诗”，李固《对策》文所言“刺周王”当引《鲁诗序》。
关于《板》诗的作者，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得更为明确:
凡伯作《板》诗在厉王末，历共和摄政十二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三年嬖褒姒，八年立伯服，九年王室始骚，中间相居六十余年。此诗之作在幽王时，计凡伯当为八九十岁间人矣。老臣见国事之非，日甚一日，不避祸怨愤激而言。故《序》于此诗（指《瞻卬》）及《召旻》皆以为刺大坏也。
何氏《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之论，可谓破的之语;与何楷不同者是，笔者认为这三首诗均为周幽王时同一凡伯所作。
首先，《板》诗所表现的时代风格具有西周末期的特点。《板》诗之二章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五章曰:“天之方，无为夸毗。”郑《笺》:“天，斥王也。”事实上，“天”非指王而是指上天，这是呼告修辞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本诗中“天”与“昊天”共出现了九次:二章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四章曰:“天之方虞，无然谑谑。”五章曰:“天之方，无为夸毗。”六章曰:“天之牖民，如埙如篪。”末章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诗人运用呼告修辞手法，以怨天起笔——怨上天降下灾难、动荡不安、施行暴虐;以忧人收笔——谏周幽王敬畏上天、勿嬉戏享乐而触怒上天。这种呼告修辞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 期创作的其他诗歌作品中是很常见的。如家父《诗·小雅·节南山》之二章“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三章“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五章“昊天不佣，降此鞠。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六章“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九章“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呼告修辞手法的运用，是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忧人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代风格的重要特征。诗人怨上天正在降下灾难和动乱，忧上天正在施行暴虐而对人发怒，都是为了实写即将亡国之象张本。
其次，诗人所忧虑的宗族形态变化反映了周幽王时代的特点。《板》诗之七章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诗之前四句，将价人（士大夫）比作篱笆，大师（执政卿）比作围墙，大邦（诸侯方国）比作屏风，大宗（周王室宗族）比作栋梁，此四者共同构成了周王朝大厦，周王所恃以安。可见，这是对西周宗族政治格局中大宗统小宗、小宗服大宗这种上下相从的宗族统治网络的形象比喻，也是从正面对周幽王的诱导劝谏。
我们还可以从先秦两汉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佐证:《十月之交》所说的周王室皇父卿士“以居徂向”，《郑语》所载周王室司徒郑桓公寄孥虢、郐作东迁打算，这就是使西周王朝大厦失去了围墙;《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竹书纪年》所载“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鲁世家》所载周幽王末期“诸侯畔周”，这就是使西周王朝大厦失去了屏风。《板》诗之后四句是对宗子在西周宗族政治中主导地位的形象比喻，也是从反面对周幽王的诱导劝谏。宗子即宗主，他是宗族的统治者，也是宗邑（城）的象征，所谓“宗邑无主，则民不威”即是。宗主的传继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进行的，这是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怀德维宁”言周王以德行威服天下之安宁，“宗子维城”言王位继承人就是王室的象征。周幽王废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就是“俾城坏”，终究会使周幽王“独斯畏”。而周厉王太子静假为暴动的国人诛杀，可称为“祸及宗子”，但并非周厉王所为，诗人何以谏王“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呢?第三，诗人所描写的国之将亡的趋势，与幽王时的史事相合。诗之四章曰:“多将，不可救药。”《韩诗外传》卷三:“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诗》曰:‘多将，不可救药。’终亦必亡而已矣。故贤医用则众庶无疾，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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