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 |
 |
时间：2009-8-8 16:55:35 来源：不详
|
|
|
时要充分地尊重客观条件，范蠡就是根据这一思想制定灭吴的斗争策略。即使是讨论铸币问题，单穆公也从中概括出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母权子”“子权母”(《周语下》)政策的金融理论。对说理散文而言，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与概括能力的进步，可以增加文章的理论含量，拓展说理散文的思想深度。
第五，《国语》继《尚书》之后进一步丰富了说理散文的表现手法。《尚书》在说理过程中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比喻、设问等手法，只是表现手法还不够丰富。《国语》所载西周人物发表言论，于比喻之外又多了引经据典。春秋说理散文表现手法持续发展。层层递进是作者们常用的手法，如《周语上》载“内史过论晋文公必霸”：“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伦，节度不携。”前一层是后一层的前提，后一层是前一层思想的演进，几层意思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种手法多为战国诸子散文沿用。排比是春秋散文又一常用的手法，如《周语下》载“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一连用了11个“言……必及……”句式，以说明晋周懂得礼文。又如《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在讲到文献教育时接连用了9个“教之……”句式，论及道德教育时又一口气用了12个“明……以……之”排比句，最后说：“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多重排比句的大量运用，为言论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同篇载蔡声子为椒举游说楚国令尹子木，蔡声子没有从正面为椒举求情，而是从侧面历举楚材晋用现象，以此警醒楚人不要再做策士所常用。春秋散文时有幽默讽刺之笔，如《晋语九》载董叔娶范宣子之妹为妻，叔向加以劝阻，董叔说“欲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状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将董叔绑在庭院槐树上，正好叔向从旁边路过，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幽默之中包含着讽刺意味。
最后，《国语》中出现了一些篇幅短小的人物言论，它们比《尚书·西伯戡黎》、《高宗肜日》更接近后来的语录体散文，堪称《论语》、《礼记》之《缁衣》、《表记》、《坊记》、《中庸》等语录体文章的先驱。例如：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
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
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垌蛹，水
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日赣羊。”——《鲁语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
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
下有章。”——《鲁语下》
文公学读书于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
咫，闻则多矣为渊驱鱼的蠢事。这种侧面微讽的手法为后来战国
。”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
愈也?”——《晋语四》
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
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
为难，其易也将至焉。”——《晋语四》
赵简子曰：“鲁孟献子有斗臣五人，我无一，
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苟欲之，也待交
摔可也。”——《晋语九》
上述三条《晋语》材料中，有两条与晋文公有关，这说明早在春秋中叶，就已经出现近似语录体的散文。这些小文章言短意长，意味隽永，充满机锋与智慧。孔子师徒言论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关注的热点，《鲁语下》论载了5条有关孔子博物的材料，另有一条子夏评论公父文伯之母的言论。上文论列的两条《鲁语下》材料，如果将其放进《论语》之中，在形式上已经达到几可乱真的水平。
当然《国语》记言文也有不及《尚书》的地方。从《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征引《汤誓》和《盘庚》来看，至少在春秋中叶，《尚书》文章就有了篇名。而《国语》的文章都是以一条一条的原始史料的面目出现，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的感觉。
《左传》也记录了春秋时期历史人物的长篇言论，其中尤以行人辞令美妙绝伦，但是一则《国语》是《左传》材料来源之一，《国语》某些言论被《左传》采入书中并加以加工改写，而从说理散文角度看，《左传》这些加工过的人物言论反而不及《国语》那样主题集中；二则《左传》重在记事，叙述文字远较《国语》为多，历史人物言论多淹没在叙述过程之中；三则《左传》成书于战国前期，可能与孔门七十子后学同时，因此很难说《左传》记言文对七十子后学散文写作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探讨中国说理散文的源头，仅看《尚书》、《国语》中的记言散文就可以达到“观止”的水平。虽然这些历史记言文还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距离标准的论说文尚有一些差距，但剥开叙事的外衣，其中的人物言论主体部分却是实实在在的说理文章，中国的说理散文就是从这些历史记言文发展而来的。 上一页 [1] [2] [3] [4]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