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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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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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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或射之有志”，“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等等，这说明盘庚已经刻意讲究说理技巧，以便臣民们从内心接受他的迁都主张。
《周书·洪范》是《尚书》中概括水平最高、最有逻辑条理性的文章，堪称西周初年说理散文的典范。文章开头有两句叙事文字，用来交代背景。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拜访殷朝遗老箕子，向他咨询治国安邦的方略，箕子向周武王讲述了上天赐给夏禹治理天下的“洪范九畴”；“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农用八政，次四日协用五纪，次五日建用皇极，次六日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征，次九日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从结构上看，这一节文字是全文的大纲，以下分为九段，逐层阐述“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洪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章高度精练，没有旁逸侧出、节外生枝的内容。如果借用后人的“经”“传”概念分析《洪范》，那么开头一段文字为“经”，以下解释的九段为“传”。在商周之际就出现如此有条有理、纲目清晰的文章，简直是一个散文奇迹。如果删除开头那两句叙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完全成熟的说理散文。“洪范九畴”是运用抽象、概括、归纳、综合的思维方法总结出来的，九条治国大法广泛涉及民生日用要素、仪态思维、职官、历法、统治方法、理想人格、占卜原则、物候征兆和人生祸福各方面，虽然“洪范九畴”彼此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但是将帝王政治经验作出如此精辟的概括，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特别是将民生日用要素归纳为“五行”，堪称中国古人对生活现象进行概括的杰作。通体用韵是《洪范》文章一大特色，上古用韵文章如《易经》、民谚、格言等等，都是经过长期锤炼而成，这从侧面证明《洪范》九畴不是一时所为，而是夏商思想政治家在长期观察、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字。
如果说《洪范》的最大优点在于纲举目张，那么《无逸》的明显长处就是主题高度集中。《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可见这是西周老一辈开国政治家对周王朝事业继承人殷切嘱托之作。“无逸”篇名取自“君子所其无逸”，不知为何时何人所取，它完全能够概括文章的主题。文章按意思可划为三层：首层揭示无逸主题，提出君子要“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就是说要了解最下层小民谋生的艰难。第二层是对无逸主题的拓展延伸，周公通过回顾殷代兴亡和文王辛勤治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无逸的重要性。在殷朝历史上，中宗、高宗、祖甲等几个有为的君主都是以敬畏之心治国安邦，他们施惠于民，深知小民谋生之艰难，不敢荒废政事，不敢欺侮鳏寡，因而能够享国日久。此后殷商嗣王一生下来就只知道贪图享乐，不知稼穑之艰难，最终一个个福浅寿夭。对周民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太王、王季也能够贬抑自己，敬畏天命。特别是周文王，堪称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典范，他穿着粗衣开垦山野，以和气仁慈、善良谦恭的态度对待民众：“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善行终得好报，他享国达五十年之久。最后一层回应开头，周公殷勤告诫成王和其后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正确地对待小民的怨恨情绪，做到以历史为鉴。文章在语重心长的叮咛中结束，充满了无限期望的意味。这篇文章的论据完全来源于历史，周公不是像《西伯勘黎》中殷纣王那样抱着“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观念，他没有教导年轻的成王完全依赖天命神意，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中寻求周王朝统治依据，而是教成王目光向下，放下尊贵身段，体察民生民情，了解小民谋生的艰辛，从历史成败中汲取政治经验，这体现了西周初年统治集团思想意识的转变。文章观点集中，论据充分，三个部分环环相扣，使主题得到步步深化。
《盘庚》、《洪范》、《无逸》分别代表商周说理散文的艺术成就。《尚书》中还有一批说理散文，其艺术成就容或不及上述三篇文章，但在确立文章意脉方面仍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高宗肜日》载祖已训导商王，说明上天是按照“义”来“监下民”，不要因为事件而产生心理恐慌。文章虽然短小，但每句都有强烈的针对性，读者不难感受到语句中内涵的力度。《大诰》载周公以成王名义为东征而告谕天下，文章以“大宝龟”所显示的天命神意来鼓舞民心，统一王朝内部对东征的分歧意见。周公东征是西周初年决定周王朝生死存亡的一次重大战役，由于希望得到“多邦”和“御事”对东征大业的支持，周公在发表文诰时动之以情，文章写得声情并茂。《康诰》、《酒诰》、《梓材》载周公以摄政王名义训诫卫国始封君康叔之辞，三篇文章各有侧重：《康诰》告诉康叔，执政之要在于明德慎罚，任贤爱民；《酒诰》要求康叔在卫国严厉戒酒，文章历举从成汤到帝乙戒酒勤政与殷纣王酗酒乱德的正反面历史经验，说明戒酒的必要性；《梓材》以梓人治材为喻，说明为政之道在于明德；几篇文章基本上都能做到主旨突出。《召诰》为建筑洛邑新都而作，文章载召公告诫成王，从夏商的历史教训谈到周王朝的现实隐忧，最后落脚到居安思危，敬德保民，给人以清晰的层次感。《多士》载周公对迁殷遗民的训词，先说周之代殷犹如殷之代夏，都是出于天命；然后说迁殷民于洛邑是天意所归，不任殷人官职也是天命；最后说周人将对殷民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政策，殷民应该安居乐业，服从新朝统治。全文据天命立论，逐层揭示文章意旨。《多方》是《多士》的姊妹篇，记载周公代表成王训诫殷人和各国诸侯，文章说理方法与《多士》颇为近似，大意是说夏商周政权的嬗递都是由天命决定，因此殷人和各国诸侯必须服从周朝的管理。《君爽》载周公告召公之语，与《大诰》、《多士》、《多方》等篇章宣扬天命不同，本篇说“不敢宁于上帝命”，“天不可信”，强调辅臣的重要性，提出周召二人戮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文武的未竟事业，辅佐成王永保周朝江山。因为周公是对自家人说话，所以本篇不仅在思想上说了真心话，而且在语气上比较和缓，娓娓道来，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立政》载周公归政成王之语，重点阐述设官用人之道，文章总结了夏商周三代设官用人的经验教训，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用人主张和官职建制系统。以勿用人为一篇之骨，文章前后一以贯之。《吕刑》载周穆王对吕侯发表刑法文诰，系统地阐述了周朝的刑律条文和断案的方法原则，强调慎罚思想。这些文章在说理散文写作方面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
《尚书》中有一些对话体文章。如《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皋陶和禹互相告诫要以德治国，修身安民，舜和禹则探讨君臣职责，并与夔、皋陶讨论丹朱之过和禹之功。其他如《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还政成王等问题展开的几轮对话，《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西伯戡黎》载祖伊劝谏殷纣王。这些文章都是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主客问答格局，谈话主题也时常发生转换，像《洛诰》还存在时间、地点的变易问题，文章主旨究竟是作洛、祭祀、记功还是周公请退抑或是成王命周公后，颇不易判定。这些对话文章有记叙有议论，不是《尚书》中典型的说理文章，距离论说文的要求很远。但是，它们却是中国最早的对话体散文，为春秋战国说理散文开启了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战国诸子不少文章采用对话体，如记载孔孟言论的文章就大多采用对话体形式。
《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5篇文章是特殊的文体——誓词。由于要指陈敌方罪状，申述征讨理由，鼓舞大军士气，所以誓词也要说理，而且文章理由要充分，只不过要求文锋特别犀利。这种声讨性质的说理文字是此后檄移散文的先驱，对战国诸子的批驳辩难文章也有一定影响。 经过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尚书》初步积累了一些说理散文的写作经验。从《尚书》我们看到，商周时期的王侯卿士已经表现出较高的理性思维水平和说理能力，而负责记载的史官们也能够围绕一个主题，成功地组织材料进行论证，他们的文章已经初步具备说理文章所必须拥有的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这为中国说理散文的写作开了一个好头。在叙事的框架之下记载说理内容，是《尚书》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这是史官忠实地记载执政者谈话的结果。此后《国语》记言散文大都以这种形式出现，战国诸子的某些作品也还在采用这种形式。《尚书》的对话文章虽然稚嫩，但由于战国诸子散文大都是宗师应对弟子及时人，所以《尚书》对话体形式在他们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王侯卿士发表演讲，史官们记录王侯卿士的演讲词——《尚书》这种散文著述模式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战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一篇文章往往是由思想发表者与文字记录者合作完成的。在指出《尚书》记言文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尚书》记言文毕竟处于中国说理散文的起步阶段，像《洪范》、《无逸》这样有逻辑性的文章毕竟是屈指可数的，《尚书》中不少文章内容横生枝蔓，它的古奥艰涩的典诰体语言也影响思想的表达。
三、《国语》说理散文的几大进展
继承并发展《尚书》说理散文成就的是《国语》。《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楚国宫廷用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国语·郑语》所引《训语》，大概与申叔时所说的《语》性质相近。不仅楚国、郑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和他国史官所作的《语》。《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晋语》、《吴语》、《楚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以单篇形式保存在宫廷档案室，作为史官向君主献书的原始资料，或作为朝廷教育贵族弟子的教材。西周春秋时期有朝聘赴告制度，各国的“语”借此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西周春秋时期重要诸侯国卫、燕、宋、陈、蔡、秦这些国的“语”都没有入选，这可能是编者手头资料缺乏的缘故。《国语》内容广泛涉及 “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典，献善败”。
任何一种文体在确立之后，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演变。《国语》这一“语”体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变异。周王朝在政治上是天下共主，记载周室君臣治国言论的《周语》(特别是《周语上》载西周史官所作的“语”)标志着“语”体的确立。《周语》“语”体的典范形式是，文章前后有简短的介绍前因后果的叙事文字，中间主体部分记载君臣治国之语。鲁国由于拥有与周王室共同的政治文化资源——天子礼乐，因此《鲁语》与《周语》亲缘关系最近，与《周语》同为“语”体的正宗。《郑语》虽冠郑国之名，但在文风上与周、鲁属于同一系统。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其时郑国尚未立国，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清人姚鼐在《辨(郑语>》一文中说：“《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姚氏的怀疑不无道理。南楚在西周尚为落后蛮夷邦国，进入春秋之后迅速崛起，为了适应政治、军事的迅猛发展，这个南方大国有意识地吸取周鲁的礼义文化以壮大自己，所以《楚语》在形式文风上也向《周语》、《鲁语》靠拢。与上述几国之“语”相比，《齐语》、《晋语》、《吴语》、《越语》呈现出两大明显变化：一是立论标准由礼义道德一变而为权谋智慧，如《齐语》、《晋语》所记载的齐桓、晋文君臣治国之语，都与周、鲁所持的礼义标准有很大的差距，这正好印证了《韩非子·五蠢》所说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二是叙事成分增多，若将《晋语》、《吴语》、《越语》这些文章称之为“事语”，可能会更加贴切一些。叙事笔墨的增多，淡化了《国语》以记言为主的文体色彩，当然也就削弱了说理散文的成就。如果我们借用《诗经》学中的风雅正变概念，那么《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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