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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掖庭女乐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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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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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事神。"《董卓传》李贤注引《献帝起居注》云:"（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祭。"很明显，汉代女乐迎神、降神、娱神的功能，与古代女能通神的祭祀意象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同时也是五行理论中以阴助阳观念的反映。
汉人世习楚俗，而楚人崇尚巫祭的风气一开始就深深影响到了汉代宫廷的祠祀。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就在长安城内设梁、晋、秦、荆、九天、河、南山等女巫，依时令祠祭。《史记·封禅书》说:"后四岁，天下已定……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武帝时大兴巫祭之风，其所建诸宫苑馆阁不仅是帝王游宴行经的过所，而且是重要的祠祀之地。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三辅黄图》，其甘泉官、明光宫、北宫、寿宫、豫章宫、建章宫、桂宫内的众多宫阁台观，如存仙殿、存神殿、望仙台、望仙观、百子池、神明台、通天台、成仙台、仙人台均是重要祠祀之地。其祠祭仙人，多备以女乐迎神。《汉武故事》载:"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因此可以看出:西汉帝王扩建掖庭，加强女乐建设，不仅是为了追求声色之娱，更重要的是适应宫廷祠祀的需要，这与女乐祀神的礼仪功能有密切关联。换言之，女巫歌舞事神的风俗是孕育并影响汉代掖庭女乐发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因素。
武帝扩建掖庭，广纳女伎，掖庭女乐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昭、宣时经济迅速恢复，是西汉历史上的中兴时期。元、成承中兴之末，政治和平，国家富足，这为其礼乐建设及娱乐事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宣帝幼年长于掖庭，元帝曾蒙掖庭贵人惊兽救驾（1），二帝因此多次嘉惠掖庭，为掖庭制度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宣帝、成帝仿武帝故事，广建宫苑，兴游宴之风;元帝制声度曲，亲事管弦，其后宫伎人多精于乐事，这一时期的掖庭女乐也在此背景下获得快速发展。哀帝不好丝竹，即位之初就罢黜乐府，其女乐多在所罢之列。平帝、孺子婴无权，女乐不兴。至王莽建新国，兴礼修文，其后宫亦不乏女伎。《后汉书·刘玄传》载:"初，王莽败……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同书《刘盆子传》又说:"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李贤注:"甘泉宫有祭祠之所。乐人谓掌祭天之乐者也。"高帝置长安女巫，武帝扩建掖庭，兴祠祀之事，宣帝、元帝行嘉惠，成帝专女宠，王莽兴古礼，这为掖庭制度建设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也为掖庭女乐的繁荣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掖庭女乐也是汉代后宫制度建设的产物。秦始皇灭六国，纳六国美人、钟鼓于咸阳，同时也加强了后宫制度建设。汉初后宫之制大体因秦而来，其爵列品名"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2）。文、景时后宫人员简置。武帝定制度，掖庭成为管理后宫人员的重要行政机构。宣帝、元帝时掖庭人员增至数千，在掖庭制度及管理方面也有所加强。《后汉书·皇后纪序》说:"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李贤注:"婕妤一，□娥三，容华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仪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长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顺常十三，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为一等也。"《汉官仪》云:"婕妤以下皆居掖庭。"（3）武帝、宣帝、元帝扩大掖庭规模，其人员众多，等级分明，且各有品秩，这反映了掖庭管理制度渐趋完备，也反映了掖庭女乐的发展与壮大。
东汉光武帝时后宫简置，只有皇后、贵人有爵位，其贵人、美人、材女以下均列于掖庭，但不备品秩。明帝重视对后宫人员的文化教育，所谓"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4）。掖庭女伎接受文化教育，很多人可以撰作诗文辞赋。如和帝时小娥"数岁入掖庭，及长，并有才色。小娥善史书，喜辞赋"（5）。邓皇后亲学经书、天文、算数，也使宫人受经传之学。《后汉书·邓皇后纪》载:"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桓、灵之时后宫人数极度增长。桓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6）。可见，较东汉之初，东汉后期的掖庭规模扩大。而且，东汉掖庭、永巷分职，前者容纳贵人、美人、材女，后者掌织染、蚕桑、女工等杂役之事，二者显然有等级之别。相较之下，掖庭人员也明显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如明帝时重视后宫人员（主要是掖庭宫人）进德修业的教育。和帝时宫掖之内受经传之学，习天文算数，并可撰写辞赋。这种文化教育无疑会提高掖庭音乐歌舞伎艺的水平，也能推动东汉后期掖庭女乐的发展。
总上所述，可以看出汉代掖庭女乐兼具了古代广义、狭义"女乐"的两种性质和功能，一方面参加郊祀、宗庙、房中等国家祀典礼仪;另一方面，也频繁地加入到帝王燕饮、游宴的行列，成为帝王、诸王、列侯、士夫燕饮之乐的主体力量。同时，掖庭女乐还积极地参与宫廷巫祭活动，其祀神的礼仪功能在楚地巫祭之风的影响下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而东汉时期后宫人员文化教育的提高，也有利于推动掖庭歌舞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如果说她们加入祠典礼仪与巫祭之乐，是帝王加强礼仪制度建设的需要，那么参与燕饮、游宴则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声色娱乐的追求，由此理解汉代帝王加强掖庭制度及掖庭女乐建设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三 两汉的蓄伎之风
西汉时期诸侯国建官分职同于京师，亦设乐府、永巷机构。南越王墓出土的刻铭为"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铜钩，大致可以证明汉初诸侯国已设立乐府机关。至东汉，诸侯郡国则设礼乐长，其秩四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云:"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诸侯乐府官及礼乐长大致相当于汉代中央机构的太常卿，主要掌管诸王的礼乐之事。诸侯礼乐职官的设立，为各地方举行宗庙、社稷、山川、河渎等祠祀礼仪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培养了众多音乐伎人。
西汉诸王后宫是否有掖庭机构，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汉初由于楚汉连年战争，国家经济凋敝，高祖至惠帝时礼仪初建，不会有大规模的礼乐之事。可想而知汉帝王、诸王、列侯的后宫女乐也不会出现繁盛的局面。但是文、景之时，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经济逐渐恢复，诸侯势力不断强盛起来，齐、楚、吴、越等诸侯国地域宽广、势力强大，其政治、经济相对独立，并时有僭越过制的行为。由此，也可以想见其礼乐之事较汉宫廷也不会逊色。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十二律管、瑟、乐舞俑大致反映了文、景时期西汉诸侯乐事的繁荣。
诸侯的后宫设永巷，其行政长官称永巷长。《续汉书·百官志》说:"永巷长。本注曰:宦者，主宫中婢使。"其永巷姬人多擅长歌舞伎乐。孝景帝时广川惠王刘越之孙刘去，好文辞、音乐、倡俳之戏，其永巷由明贞夫人主掌，而永巷姬人多善歌舞。《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令昭信声鼓为节，以教诸姬歌之，歌罢辄归永巷。""歌罢辄归永巷"之事，说明诸王后宫永巷与京师永巷、掖庭大致相同，既是诸侯、列王妻妾宫婢所居之所，也是其后宫女乐的聚集之地。同 时 ，永巷内还有专门的乐师教授音伎（7）。根据周代助祭制度，宗庙祭祀时，皇后参与助祭，而先蚕之祭则由皇后主祭，帝后参与助祭或主祭大型祀典时，诸王、列侯的后妃及夫人也参加助祭。汉代大致保存了周代的助祭制度，而助祭者的主要职能是"助天子行礼乐之事"，因此诸王永巷女乐也参加由皇后助祭、主祭诸神的礼乐之事。从这一角度看，诸王永巷女乐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掖庭女乐的一部分。
武、宣时期，百姓富足，国力强盛，汉中央集权制极大加强，这促进了汉代宫廷礼仪制度建设。武、宣及以下各帝王建郊祀、定制度、兴游宴、备女乐的行为成为促使掖庭女乐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上行下效，加之各诸侯国政治上的相对独立以及地方礼乐文化的影响，诸王、列侯乐事也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其后宫女乐在此背景下迅速崛起。武帝时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置于家"，武帝卫夫人即为其中善讴的女伎。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即位时也自带昌邑乐人入京。《汉书·霍光传》载:"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游戏掖庭中。"刘贺父亲昌邑哀王，也曾蓄歌伎张修等数十人。广陵厉王刘胥善为歌乐，其姬人郭昭君、赵左君等均擅长歌舞。宣帝时王公贵宠更是"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8）;成帝五舅同日封侯，其"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9）。五舅虽非诸王，但是贵为外戚，其后堂女乐堪比列王。东汉明帝重视后宫之教，桓、灵广扩掖庭之数，这对诸王、列侯的宫廷礼乐之事产生了很大影响。
帝王、诸王、列侯蓄养女乐的行为，也影响了诸卿、士夫、富民、豪吏阶层蓄伎之风的形成。孝惠时，高后欲王诸吕，陆贾争之不得，便"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10），以自行其乐。元帝时张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又说:"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11）成帝时诸公卿近臣争为奢侈，并"设钟鼓，备女乐"，而致使"吏民慕效，浸以成俗"。后汉通儒马融则"前授生徒，后列女乐"（12）。以下记载也反映了汉代诸卿、士夫及民间等中下阶层蓄养女伎之风的兴盛。《昌言·理乱》云:"汉兴以来……豪人之室……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盐铁论·结合》:"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西汉宫廷蓄伎之风大致由武、宣而起，渐而延及诸王、列侯、公卿、士夫、豪民、富吏，同时也影响了民间伎乐的发展与繁盛。诸王、列侯的永巷女乐及公卿、士夫与民间的歌舞伎乐，是促使汉代掖庭女乐发展的辅助力量。
汉代掖庭女子主要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并多有歌舞才艺，大致有四个来源。一、选拔良家子弟。依汉代制度，常以八月派人搜集民间女子入于掖庭。《后汉书·皇后纪序》载:"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二、取自臣下蓄养的歌舞伎人。武帝时李夫人、卫夫人及成帝时赵飞燕未入掖庭前均为诸王列侯的家伎。三、由郡国奉献。元帝时王昭君即由南郡所献，以待诏身份留于掖庭。四、有很多官宦子弟。如元帝孝元皇后就出身官宦之家，在入掖庭之前曾"学鼓琴"。尤其到西汉后期及东汉时期，越来越多的官宦贵族子弟进入掖庭。这部分出身贵族豪门的女性，多接受过上层社会礼乐文化的教育，其整体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也能更便利地参与礼仪、祠祭、燕饮活动。掖庭中更多的歌舞伎人，则是从社会中下层遴选而来，其音乐技艺和文化素养也相对较高，是掖庭女乐的主要力量。掖庭内还设专职的女乐之官。《汉书·元后传》说:"公（王根）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此女乐五官应是掌教掖庭女乐的专职人员，是掖庭署内部掌教女乐的专职乐师。汉法规定"旧禁宫人出嫁，不得适诸国"，因为掖庭主要是帝王皇室生活起居、燕饮娱乐的地方，其宫人与皇室之人交往密切。因此，禁止被遣出宫的掖庭宫人进入刘姓王侯之家符合汉代的纲常伦理。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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