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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时间:2009-8-8 16:44:02  来源:不详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学者们突破了纯文学研究的范围,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呈现出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此外,作为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学者们还就今后的学术走向做出了深刻思考。
    一、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时期。神话、诗歌、散文等均于此时期呈现辉煌境界。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也在《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书中有专门讨论。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楚汉之争,先秦文学典籍遭到破坏,到了西汉初期,学者们整理承传先秦文献典籍,出现了许多学术门派。于是有关学术史研究,成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001年,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而存三百零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时,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质疑。《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发表了范震威的《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对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全面论析,指出在20世纪的百年中,司马迁的删诗说与孔颖达的未删说又被衍化成四派,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不置可否说。作者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应该诸说并存,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我们认为作者的态度是谨慎的,删诗说应占主导地位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2001年底所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正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张晨的《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⑴将《史记》中所涉及的《诗经》材料作了全面分析,然后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揭示了司马迁的《诗经》观,文中实际上对《诗经》的性质、功能以及孔子与《诗经》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讨论。这是一篇比较扎实的文章。类似的文章还有刘立志的《荀子与两汉〈诗〉学》⑵、李丹的《先秦到六朝诗歌理论发展轨迹之勾勒》(3)、王承略的《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与命运》(4)、姚静波的《试析班固对屈原之批评》(5)等。
    以上是就先秦两汉文学的学术史问题作直接讨论。事实上,汉魏以后,历代学者都重视这一问题,对于我们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因此,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总结,也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如,邹然《欧阳修的〈诗经〉批评》(6)、任大白《传统诗经学的重大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7)、刘毓庆《从朱熹到徐常吉——〈诗经〉文学研究轨迹探寻》(8)、檀作文《汉宋诗经学的异同》(9)、王以宪《试论俞平伯在〈诗经〉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功绩》(10)、梅琼林《20世纪中的“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⑾、郑杰文《20世纪20年代墨子国籍论战述评》⑿、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⒀等等。这些文章都属于评论之评论。学者们站在21世纪初的高度,对以往的学术研究作冷静分析,有利于把握先秦两汉文学学术史的脉络。
    二、文学的考古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加之人为的破坏,流传至今已非全貌。因此,研究先秦两汉文史,新的突破往往有赖于地下材料的出现。王国维先生即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世纪之交,地下文献资料正有惊人发现。1998年公布了郭店楚墓战国竹简800多枚,有先秦儒道文献13种18篇。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公布了《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等儒学文献。这些考古资料对于《诗经》《楚辞》与先秦诸子散文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001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较好的成绩。江林昌《郭店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史研究》⒁除了学术史层面的讨论之外,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利用郭店简《穷达以时》、《老子》甲本、《太一生水》等考古资料,对楚辞《离骚》和《天问》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姚小鸥《诗经〈关雎〉篇与〈关雎序〉考》⒂利用上博简《诗论》的资料,指出《关雎序》的有关论述不但确为先秦旧说,而且完全符合孔子所传《诗》学体系的伦理精神。这对重新认识《毛序》及先秦《诗》学的基本性质有积极意义。相关的论文还有高秀昌《从简本看今本〈老子〉的形成》⒃、王振复《郭店楚简〈老子〉的美学意义》⒄、于第《郭店楚简〈缁衣〉引诗补释》⒅、方铭《从出土文献诗与志的关系看文学的价值》⒆等。
    除了郭店简和上博简之外,学者们还利用其它考古材料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⒇将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天星观一号楚墓、荆门包山二号楚墓中所见的祭祀竹简与《九歌》神衹系统进行比较,发现有许多对应之处,最后得出结论:“《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其它还有朱大星《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21)、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探拾》(22)等。
    三、文学的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学典籍,往往是文史哲不分家。尤其是先秦典籍如《诗经》《楚辞》之类,首先是宗教祭祀文本和史诗,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因此,要揭示先秦文学的深层内涵,往往需要从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角度入手。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者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孙作云及今人萧兵、叶舒宪等人,已作了很好的开拓。2001年学者们继续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刘毓庆《〈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23)从上古有关鸟类记载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入手,在考察《诗经》鸟类兴象产生的观念背景的基础上,对《诗经》中的鸟类兴象的起源与意义,作了新的认识,揭示了《诗经》鸟类起兴意象与远古鸟情占卜习俗的部分联系。韩高年《周陈关系、祭礼与陈地风谣本事考——以〈宛丘〉〈东门之扮〉为例》(24)考察了周初大姬执政于陈的史实,然后分析了《宛丘》《东门之扮》两首诗,认为诗中所描写的是陈国东门外羽舞娱神、男女相会的场景,并无讽刺之意。然后又从陈地的东夷文化传统入手,证明诗中羽舞是为祭祀高禖,结合《汉书·地理志》和颜注,及《左传》等其他文献记载的关于大姬无子而祈求的情况,可以断定,《宛丘》《东门之扮》产生于周初武陈之世大姬执政之时。其内容是写舞羽祀高禖的情形,并非如传统所说的刺陈幽公。马玉梅的《“诗经”中宴饮诗及其宗教、政治意味》(25)将《诗经》中20多首宴饮诗按性质分为两类,其中《凫鹥》《既醉》《丝衣》《楚茨》为祭祀宴饮诗;《桑扈》《韩奕》《彤弓》《宾之初筵》《行苇》《羔羊》《常棣》《伐木》《湛露》《頍弁》《鱼丽》《南有嘉鱼》《瓠叶》等是世俗宴饮诗。“通过祭祀宴饮诗,我们知道,宴饮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娱神、媚神,实现人神相接的手段而被运用的,它充分显示了‘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的特点,这是与‘殷人尚声……涤荡其声,三阕’的重以乐娱神的祭礼习俗截然不同的。通过世俗宴饮诗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宴饮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宴饮,一方面以其自身固有的品质在政治上起着和睦人际关系,消弭上下离心效应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被运用于各类政治活动中,成为许多重大典礼的组成部分。”
    高永年《〈雅〉诗中的宗教意义探析》(26)也是一篇讨论《诗经》中祭祀宴饮活动的诗。文章从宴饮诗、祭祖诗等角度讨论了《雅》诗中的宗教现象及其意义,指出周代上层社会宴饮频繁,它是作为不可或缺的礼仪活动和宗教活动出现的,是祝祷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雅》诗中的宴饮诗有《凫鹥》《行苇》《既醉》《假乐》《鹿鸣》《頍弁》《鱼藻》《宾之初筵》《桑扈》《采菽》《湛露》《彤弓》《鱼丽》《南有嘉鱼》《瓠叶》《蓼萧》《棠棣》,其分类标准与马玉梅文有所不同。文章又讨论了《雅》诗中的祭祖诗。认为这类祭祖诗包括具有史诗性质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此外还有《灵台》《思齐》《下武》《文王有声》《信南山》《楚茨》等。这些诗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令周人骄傲的先公、先王和先妣。潘世东的《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27)是一篇从宗教学角度对《关雎》作新阐释的文章,指出“《诗经·关雎》中所描写的爱情,就是避雍制度的直接产物。一次邂逅,一对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但由于男子是避雍中的人,社会习俗规定他在少年时代必须远离女子,必须和其他男子过集体生活,加之河水隔绝,于是,这一对互相爱慕的男子和女子,便难以直接相见,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隔水相望。强烈而深厚的爱情使他们最终战胜了寂寞的时间和无情的空间,随着长成和思想的成熟,男子终于获得了开始生活的权力。他走出了避雍,走到了日日期盼他、思念他的少女身前。随之爱情瓜熟蒂落,有情人终成眷属。”
    2001年从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角度讨论《诗经》的文章还有姚小鸥的《〈鲁颂·有駜〉与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化精神》(28)、孙利平的《〈诗经〉中的周代婚俗》(29)、国光红的《反映上古婚姻制度的三首〈国风〉》(30)、夏祖恩的《〈诗经〉的史诗特色初探》(31)、赵黎明的《〈小雅·白驹〉的原形象征意象分析》(32)等。
    周延良《〈楚辞·天问〉与原始文明》(33)就《天问》中所涉及的原始哲学中的宇宙本体、二元对立生成、“三才”说、“天圆地方”说等做出了必要的考释,并在此基础上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下出土文献新资料,对以上提出的几个远古哲学理论范畴做了进一步的义证和阐述。潘啸龙《论楚辞研究中的图腾说》(34)乃长篇宏论之作。关于楚族图腾,胜义缤纷。闻一多认为是龙,张正明、李诚认为是凤,萧兵、龚维英认为极难确定。而作者认为“种种对屈赋意蕴的演绎,其最大的失误在于:图腾崇拜只是初民在原始状态下的观念、习俗、制度,而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早已大踏步走出了图腾崇拜时期,进入了理性觉醒‘辉煌日出’的文明发展新时代。……在夏商以来,它们(图腾)早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化,摆脱了或许有过的族团图腾的性质,成为融合的华夏诸侯自南到北共同尊崇的神异动物。”所以应当拨去楚辞研究的图腾迷雾,“在依据商、周、战国的神话传说和《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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