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8-8 16:44:02 来源：不详
|
|
|
，就不宜再从图腾观念加以解说和演绎，我们至多只能假设，这些‘龙’、‘鸟’形象，在更早的远古或许是某些族团崇拜的图腾。但决不能说，《诗经》、《楚辞》时代的诗人们，还会从这些形象综述确认自己的族源，甚至寄托某种族团或氏族意识。”此外，李中华的《“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35)也对楚辞中的宗教学内容与意义作了宏观思考。
于雪棠《〈周易〉的占问与上古文学的问对体》是一篇视角很新的文章。该文指出，问对体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其中占筮型作品与《周易》有着密切关联。因为占筮活动具有神圣性，所以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问一答的结构模式。这类作品在深层意蕴方面的特点也与《周易》的功用及义理一脉相承。于雪棠的《〈周易〉马龙原形与上古文学的相关意象》(36)也是一篇从宗教学角度讨论《周易》的文章。
先秦神话研究离不开宗教学、文化学的介入。卫崇文发表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的《山海经研究述论》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从先秦社会发展演变入手，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并认为《五藏山经》所记诸神多是较古老的原始自然神。其中所记之半人半兽神是部落中心主义的产物，很可能是在战国中后期历史神话化运动的影响下由方士造作而成。其在《山海经与先秦神话研究》(37)中又进一步考证，认为《山海经》是方士游说诸侯，宣传不死思想的资料汇编。关于神话研究，还有吴天明的《中国远古感生神话研究》(38)、赵炎秋的《中西神话仙话比较研究》(39)等。
四、文学的文献学研究
这是属于考证类的文章，内容涉及作品的时间、地点、作者以及题旨的讨论，甚至关系到具体字、词、句的分析。这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传统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商颂》的年代问题是《诗经》学史上的四大公案之一。先秦典籍《左传》《国语》载《商颂》为商诗，但汉初今文三家诗则认为《商颂》创作于春秋时期宋襄公时代。于是《商颂》为商代诗还是周代诗问题，一直争论至今。周宝宏《〈诗经·商颂·殷武〉词义研究》(40)从上古词义角度对《商颂》的写作时代作了讨论，认为《殷武》篇当写作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代，《商颂》其他几篇的词义情况也与《殷武》篇大致相同，因而其时代亦当相同或相近。周文的讨论自然是有意义的，其从词义研究角度得出这一结论，也有它的合理成分。但这仅仅是从一个角度研究《商颂》，如果从历史文化学角度研究，从内容角度考虑，《商颂》歌颂殷商先王功业，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所表达的风格等，均带有殷商时代的特色。对此，杨公骥、张松如、夏传才等先生有过专门讨论，我们也有小文探讨。总之，我们不能把问题绝对化，说《商颂》是商诗，不见得春秋时人没有加工或改造；说它们有周代的词语特点，也不能因此否定其继承了前代遗留的蓝本或资料。
张剑《〈伐檀〉题旨新说——不是伐木造车者的歌》(41)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视角及诗理逻辑必须贯通、诗义前后必须吻合的基本要求几方面，论述《伐檀》并非传统说诗者所说是一群砍伐檀树的工匠为统治者伐木造车时唱的歌，而是一群赶着大车为统治者交纳谷物的农夫们所唱之歌。考证《诗经》的文章还有周书灿《诗经历史地理价值新论》(42)、汪春泓《“女也不爽”解》(43)等。
郭杰《从〈生民〉到〈离骚〉》(44)则将《诗经》与《楚辞》结合起来研究，指出《生民》主要采取客观的外在的观点，是保持着时空距离的呈现；而《离骚》是采取主观观点，是诗人“自我意识”的诗化表现。二者反映了上古诗歌从史诗向抒情诗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贾海生《〈武观〉 〈五子之歌〉与〈离骚〉》(45)将《墨子·非乐上》所引《五观》、《古文尚书·夏书》所引《五子之歌》以及《楚辞·离骚》《山海经·大荒西经》《史记·夏本纪》中所述夏启及其五子的故事作了比较研究，梳理出其间的演变线索，并对《离骚》中“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数句中有关聚讼不休的训诂问题作了新的回答。 《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刊出的李伟实《屈原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及第二次流放的出发地和流放地》认为，屈原在楚怀王三十年(前299)春末夏初被流放到汉北，顷襄王四年(前295)初春被流放到江南。这次流放从汉中出发，贯庐江，入汉水，经夏水，达鄂渚，然后又过长江，涉洞庭，溯沅水，达辰阳，至溆浦。
《文献》2000年第1期刊出赵逵夫的《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提出“《惜誓》为唐勒所作”的新说。《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刊出力之的商榷文《〈惜誓〉非唐勒所作辨》，认为赵逵夫否定王逸序《惜誓》所引“或曰”的《惜誓》为贾谊所作一说，无坚确的理由。《惜誓》很有可能是贾谊所作，而绝非出于唐勒之手。考证楚辞的文章还有熊良智《楚辞“二湘”误解之解释》(46)、姚小鸥《〈离骚〉 “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47)、徐道彬《〈屈原赋注·音义〉析疑》(48)、钱玉趾《〈涉江〉“齐吴榜以击汰”新解》(49)和《〈九歌〉主题之谜新解》(50)等。
赵生群同志对《史记》研究已经有年。其新作《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51)利用王应麟《玉海》所引《史记正义》与《博物志》中的材料，推算司马迁的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而不能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并由此推考，《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这些篇目的写作也应自司马谈始。
众所周知，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其中易学与赋体文学的发展也是相伴而行、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汉代的士人有许多既是赋作家，又是易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易学思想和成就在其辞赋作品中有所反映。汉赋中所见易学史料很多，其中在贾谊、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体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张涛之《汉赋与易学》(52)就是从易学角度探讨汉赋的。这种在考察易学发展历程时注意发掘汉赋中的相关材料，而在研究汉赋时又密切关注它与易学等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的作法，很值得推广。
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汉武帝时期的公羊学，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诗学，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刘培《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53)即探讨了这个问题。武帝时，公羊学大行于世，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即体现了公羊学的思想。西汉后期，经学复归儒术，批评时政，《诗》学大行于世，此时的赋作家扬雄在赋中极力宣扬儒家思想，流露了浓厚的重视讽谏的倾向。哀平之世以后，经学谶纬化，东汉前期的大赋亦有大量的谶纬内容，与谶纬神学同时崛起的古文经学，在东汉中叶以后，有压倒今文经学的优势，受之影响较深的是张衡的《二京赋》。此赋以后，汉代再没出现象样的大赋，因它本是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经学式微，其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依据。
关于汉诗的研究有朱锦芳、张侃等，其中赵敏俐《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史意义》(54)一文颇值得称道。该文认为汉武帝重建或扩充乐府是为了配合郊祀之礼，其定郊祀之礼不是为了把汉初五帝共祀的局面变为太一独尊，而是从宗教神学角度确定大一统的大汉帝国的地位与尊严，为进一步巩固汉帝国的统治。究其文学史意义，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大规模收集民歌，在客观上起保存民歌作用。作者则认为，它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诗歌艺术发展的趋势，同时推动了其发展。“汉武帝立乐府是中国历史上由国家的文化政策及制度变革而促进文学艺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实例，而此变革发生的基础，一是由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大一统需要，二是受文学艺术本身发生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乐府不仅是一个国家音乐机关的名称，且是一种诗体的名称。汉武帝立乐府象征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 五、文学的艺术学研究
从艺术学角度讨论先秦两汉文学作品，前人已做了许多努力，有很好的成果，要再出新意不易。但在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仍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文章。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越来越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老子》是一部哲理诗的见解，即使不这样认为，也承认它有一种诗所特有的朦胧美。陈增福、欧阳可惺《老子在当代作为诗接受的可能性》(55)一文即主要在文本层次上讨论《老子》所具有的诗性特征，从其自语的言谈方式、悖论语言、语言的节奏感、语言的感性色彩、言说者的意象等五个角度予以阐发，认为其与体裁意义的诗的一般规则颇具相通之处。然后就其内在地存有一种属于诗的精神角度分析，认为“《老子》内在的一种诗的精神，就在于它没有完全离弃生命体验的状态下，去感悟、体认、冥思、内省那宇宙人生本原的形而上之道。”周永忠《略论老子的文学价值》(56)，从创作手法、修辞手法、首创散韵结合的文体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老子》乃“从吟唱风盛的楚地民间歌谣汲取营养，由揉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小说而开创此文体特性，宣告了韵语向散文的过渡，即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因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无法与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多方面的文学价值。它在楚文学史乃至中国先秦文学史上具里程碑意义，并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小琴《试析庄子的言说方式》(57)认为庄子的言说方式卮言包括重言、寓言两种基本文体形式。文章首先探讨了卮言的这两种文体形式，进而分析了卮言的特点：自主性、多样性、无本质性，认为研究庄子语言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庄子的哲思和诗性的卮言与西方20世纪哲学已经历过的方法革命如现象学革命、语言学转向等有契合之处。另有安继民《庄子悲剧意识及其超越》(58)、勾振东《论庄子形象思维的决定因素》(59)、周炽成《国外庄学研究管窥》(60)等。
傅朝《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61)一文，从文学角度，对《孙子兵法》的文学成就予以全面梳理与评估，认为它是以形象化的手法反映科学的内涵，以丰富多采的语言艺术增加了独具特色的表现力，并以崭新的体裁和科学严谨的结构构建了博大精深的东方兵学体系，使其成为我国古代科学论文的典范而名垂于世。
关于《春秋》的研究多从史学角度入手，属于文学范畴的有饶尚宽《春秋谷梁传的内容、价值及其影响》(62)、贾红莲《左传预言发微》(63)、刘希庆《论左传中的预叙》(64)等。刘文着重分析了预叙的特征，有实写性与虚写性之别，前者又分言预叙与行为预叙，后者则有梦、占卜、异象之类。就其美学特征而言，则：(1)通过对叙事时间的扭曲带来独特的接受美；(2)其虚写性在时间上避免了“板直”，而就其本身而言，奇情并生，迷幻色彩极浓，从而最富美学价值；(3)预叙位置在文本结构的完整性上意义独特。关于《战国策》的文学探讨有李炳海的《纵横捭阖，异彩纷呈——战国策文学价值的多维审视》(65)一文，认为其对人物的选择和刻画有如下倾向：尚智、尚侠、尚奇、尚施报。当然，有时某些人物塑造是将几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在叙事和语言表达等方面也各有特点。《史记》艺术魅力的呈示是多维的，因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繁荣。党大恩、党艺峰《史记隐喻叙述研究纲要》(66)、张宏军《论史记叙事法中的虚拟性特征》(67)、赵明正《论史记的象征文化倾向》(68)、《史记的小说性》(69)、段海蓉《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